第一章 传记

本人物传记（传略），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筛选清朝以前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本籍人物，作简略介绍；民国时期本县籍重要人物，或因早期反帝反封建有功，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与革命人民为敌，或在某事业、某行业中卓有建树，有功于人民，均按其本来面目立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本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做出过重大牺牲，对其中为革命为人民有过重要贡献的，不论出身、职业和职位高低，均予立传；对于长期在新安工作，对新安人民有功的客籍人物，也作以简略介绍。

第一节 历代人物

杨仆

杨仆   西汉名将。新安铁门镇南湾村人《汉书·杨仆传》载杨仆为宜阳人，而今新安县铁门镇南，距新、宜交界不远的南湾村附近尚存有杨仆墓，村上杨氏居民自称杨仆后代。民国以来杨仆墓曾两次搬迁，都由他们经办。就地理形势看，汉函谷关在南湾村东 15 公里，同在涧河川上，正应杨仆因“耻为关外民”而迁关之说；就地理位置看，南湾村在涧河南，距今新、宜县界 4 公里。秦汉时行政区划已无考，但早在战国时代，宜阳已为韩国之“大县”，“其实为郡也”。秦设新安县，治所尚在今义马市西境的石河村，距杨仆家居之南湾村有 20 余公里，且隔着涧河。据此，秦汉时，南湾村可能归属宜阳，故《汉书》有“杨仆，宜阳人”的记载。。西汉时，关（秦函谷关）东诸王，屡谋与朝廷分庭抗礼，地方豪强也多据地称霸，严重危害西汉中央集权制。武帝以杨仆为御史往关东督盗，杨仆在任上，果敢搏击，严刑峻法，不避权贵，颇见功效，武帝赏识，擢为主爵都尉。

元鼎三年（前 114）,杨仆请准武帝，动用家产，迁函谷关于新安（史称汉函谷关）。

五年（前 112）秋，武帝拜杨仆为楼船将军，率军南征，出豫章，下浈水（北江支流）。六年（前 111）,破石门（在广州西北），勇挫南粤精锐。又与伏波将军路博德合力攻击番禺（广州），力战破城。以“推锋陷坚”之功，封将梁侯。

元封元年（前 110）,与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合力剿灭东越。次年（前 109）秋，率兵 5 万，渡渤海，与左将军荀彘共伐朝鲜。结果因士卒伤亡多，出击不力，获罪当死，赎为庶人。后病死。

韩擒虎 韩僧寿 韩洪

韩擒虎   字子通，隋朝名将，东垣人。父韩雄，为北周大将军，曾任洛、虞等八州刺史。

擒虎其人，身材魁伟，胆略过人，又好书尚武，时人称奇。北周时，官拜督都、新安太守，后因军功卓著，升任仪同三司，袭爵新义郡公，后迁永州刺史。

隋朝建立，文帝欲扫灭南陈，统一中国，先派擒虎为庐州总管，操办准备事宜。至晋王（杨广）率大军伐陈，擒虎为先锋，率精卒五百，夜渡长江，突袭采石，声威大振。接着克姑孰，下新林，降陈将任蛮奴，直入朱雀门，占领陈都金陵，活捉陈主叔宝，为平灭南陈，实现南北统一立下大功。文帝曾给韩擒虎和平陈另一名将贺若弼下优诏，盛赞他们“高名塞于宇宙，盛业光于天壤，逖听前古，罕闻其匹”。凯旋后，擒虎进位上柱国。

后为防备突厥为患，曾先后任金城、凉州总管。55 岁病终，葬庙头村。

韩僧寿   擒虎胞弟，周武帝时为侍伯中旅下大夫，高祖时以军功授大将军，封昌乐公。隋初拜安州刺史，后转任熊州刺史、蔚州刺史，晋爵广陵郡公。曾以行军总管率军破突厥于鸡头山。开皇十七年(597)屯兰州，十八年任行军总管，远征辽东。后任灵州总管事，从杨素破突厥，进位上柱国，改封江都郡公。炀帝即位，改封新蔡郡公。大业八年(612)卒于京师。

韩洪   擒虎弟。少年时骁勇善射，北周时曾以军功拜大都督，封甘棠县侯。及隋，晋爵为公，授骠骑将军。平陈后加封柱国，先后在将州、廉州任刺史。后突厥为患，洪受命至北部边境，相继任朔州、代州总管。仁寿元年(601),与突厥大战失利，被夺爵罢官。后炀帝北巡，念其前功，复拜陇西太守，屡战有功，封金紫光禄大夫。63 岁病逝于征战途中。

赵弘智

赵弘智   唐新安人，精通书传。隋时为司隶从事，唐武德初年为詹事府主簿，太宗时进黄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后曾在莱州、光州任刺史。高宗四年(653)进国子监祭酒。曾与令狐德芳、袁朗合编《艺文类聚》。卒年 82 岁。

钱若水

钱若水   字澹成，一字长卿，新安人，北宋名臣。太宗雍熙年间举进士，初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观察推官，处事精明，断狱公正，敢于为百姓昭雪沉冤，深为民众所拥戴。知州曾向皇帝上表为他请功，他竭力推辞说：若水只求断狱公正，无辜者不白白受冤，论功请赏，决不是自己本意。这样，更为时人所推崇。不久改任右正言知制诰。至道初年，以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真宗即位，任工部员外郎。先后撰修《太宗实录》《太祖实录》。

后任职吏部，随真宗巡视大名，向皇帝陈御敌安边之策，主张用兵应效法孙武，以伐谋为主，使将帅能料敌制胜；率军要学习汉高祖，以用法为先，朝廷要赏罚不私。

后任开封知府。当时，北部边境，连年战乱不息，真宗问策于若水，若水对以备边五要：一、择郡守，要选任“沉厚有谋谙边事者”为边郡刺史，治理边境；二、募乡兵，要招募边民为军士，以借其亲友关系侦察对方军情；三、积刍粟，要在边关扩大营田，广积粮草，以解民力之困；四、革将帅，要选任有能力的将帅镇守河北近镇，分兵屯驻，常备不懈；五、明赏罚，要严申号令，使士卒忠于职守，用心守边。真宗深为赞许。

未几，出知天雄军兼兵马部署，率众过黄河，分布军伍，部署军事，咸有节制，深为戍将推服。真宗曾对左右说：“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真宗又派他巡抚陕西边境诸郡，回来后，拜为邓州观察使，后任并、代经略使。

44 岁，因病卒。追赠户部尚书，有《文集》20 卷传世。

温镗

温镗   宋代新安人，字授之，生于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曾为翰林学士，官至侍郎。淳熙三年(1176),以朝奉大夫卒于严州。有词作，收入《全宋词补辑》（见《附录》）。

孟化鲤

孟化鲤(1545~1598)字叔龙，号云浦，新安人。明代“伊洛七贤”之一，为著名理学家。万历八年(1580)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后改吏部，任文选郎中。佐尚书孙考察京官，正直无私，不迎合权贵，终因忤旨，被斥逐为民。返乡后，建立“川上书院”，常年讲习理学，从者数百人。著有《诸儒要录》《尊闻录》《读易呓言》等，有《孟云浦集》传世。

吕维祺

吕维祺(1587~1641)字介孺，明代新安人。父孔学，尊崇理学，对他有深刻影响。

万历四十一年(1613),吕维祺举进士，初授兖州推官，后改任吏部主事。天启初年，先后任考功、文选员外郎、验封郎中。后因魏忠贤当道，辞官还乡，设“芝泉讲会”，敬奉“伊洛七贤”（程颢、程颐、司马光、邵雍、曹月川、尤西川、孟云浦），以传播程朱理学为己任。

崇祯元年(1628),复官为尚宝卿，后迁太常少卿，进言崇祯帝勤政、虚怀、严律己、慎刑狱，得到嘉许。崇祯三年(1630)任南京户部右侍郎，主管国库钱粮。任内制订严格管理制度，严查贪污盗窃，颇见成效。六年(1633),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八年(1635)正月，李自成义军迫近长江北岸，吕维祺急调兵遣将对抗，被义军击溃，把明朝皇帝的故乡凤阳丢给义军，因而获罪罢官。后归居洛阳，设立“伊洛会”，广招门徒，传扬理学。

十二年(1639),豫西发生大灾荒，人民归心于李闯王。吕维祺屡上书于河南地方官乃至朝廷，力主革除弊政，减轻苛捐杂税，以平民怨；并倾本家私库，设局赈济，以定人心。遂得崇祯帝赞赏，因而复官。十四年(1641),李自成义军大举攻入豫西，兵临洛阳，吕维祺死守洛阳北城，城破被杀。

一生著述颇丰，多宣扬忠孝礼义，有《明德堂文集》传世。另有《音韵日月灯》，在古音韵学史上有一定价值。 有二子。长子兆璜，明拔贡，曾为化州知州；次子兆琳，顺治己亥(1659)进士，曾为监察御史。

裴袠

裴袠 关于裴“袠”名字，现存史料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清朝进士题名碑、《康熙三年甲辰科进士三代履历便览》、吕履恒《冶古堂文集》卷四《墓志铭》、民国《新安县志》，嘉庆《溧阳县志》、《清秘述闻》卷三，均记作“裴袠”。第二种：雍正《河南通志》卷四十五《选举志》记作“裴衮”，后经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江庆柏教授考证，“衮”系“袠”误作。第三种：清康熙《新安县志》，民国三十年《裴氏家谱》，现存康熙二十三年裴本人撰文的“创修九龙圣母碑记”落款、雍正三年所立裴袠墓碑及其父亲墓碑，均载为“裴”和“裴 □”，推测或为“袠”之异体字。今版采用第一种，写作“裴袠”。(1621~1704)字九章，清初新安芦院人，因号“芦院”。顺治丁酉年(1657)举于乡，己亥年(1659)中会试榜。康熙三年(1664)服阕，补赐进士出身。初授广西贵县知县，因南方反清斗争激烈，道路阻塞，未能到达任所，后改任溧阳知县。

溧阳是个大县，地方豪强相互勾结，形成顽固的地方势力。每逢县官上任，他们先以利贿之，然后把握其短处进行要挟，逼令伏就；如果县官拒贿，他们就买通奸盗，诬陷其与之为伍。所以，新任县官很少不落其陷阱的。裴袠赴任，有人替他担忧。他则以为：昔人以盘根错节来鉴别利器，凡事无难，看你干得如何！上任后，果然有人送他白银千两，他坚决拒收，且要对进银者绳之以法，那人胆落心惊，叩头捣地，狼狈而退。接着，他查清地方豪猾凶顽行奸谋利之徒，铲除其罪魁祸首，使百姓得到安宁。岁旱成灾，裴袠力劝富豪之家出粟赈济，又请免赋税 3 万两，甚得百姓拥戴。

后任兵部督捕主事，办案不搞株连，督储通州，拒收馈赠，漕运如期完成。有故人送银 500 两违例求官，裴袠告诉他说：“我不忍心自污，又怎么能忍心污故人呢！”求官者羞愧而退。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为江南副典试，因广招人才有功，次年晋升武选司员外郎。不久，因足疾假归。康熙甲申年(1704)卒。著有《论学录粹语》。

吕履恒 吕谦恒

吕履恒   吕兆琳次子，字元素，号糑庵。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曾任宁县知县、广西道监察御史、奉天府丞兼学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总都仓场户部侍郎，户部右侍郎，并曾担任云南、江南典试官。康熙五十八年卒。

履恒幼承家学，擅诗文。治古文简练有法，为诗学习盛唐，以浑雄壮阔为宗。著有《冶古堂文集》5 卷、《梦月岩诗集》20 卷、《诗余》1 卷，另有剧作《洛神庙传奇》传世。

吕谦恒   吕兆琳三子，字天益，号涧樵。为人浑厚方直，自幼聪慧好学，曾在青要山苦读 40 余年，书案下足迹寸许，地砖几乎磨穿。康熙四十八年(1709)中进士，授编修，纂《一统志》《万姓通谱》。康熙末、雍正初，曾为山东、湖广、浙江典试官、顺天乡试同考官、会试同考官，并先后担任过河南道御史、户部给事中、刑科掌印给事中、光禄寺正卿。雍正五年(1727)被免官，第二年返里，卒，终年 76 岁。

谦恒长于诗，幼时与兄履恒咏《秋夕》，即有“月迟群宿动，天回一孤峰”之句。诗作琅丽娟秀，多抒写性情；且喜古文，与当时著名散文家方苞过从甚密。著有《青要山房文集》1 卷，《诗集》12 卷。

吕宪曾 吕宣曾 吕守曾

吕宪曾   履恒长子，字章范，康熙四十七年(1708)举人，曾任溆浦知县。工诗，著有《舒亭诗草》1 卷。二子公迁、公泽具能诗，公迁有《见山亭集》1 卷，公泽有《拙堂集》。

吕宣曾   履恒次子，字扬祖，号柏岩，康熙五十三年(1714)举人，曾任湖南永兴和靖州知州。著有《柏岩诗集》12 卷、《柏岩文集》4 卷、《永兴县志》5 卷、《靖州志》12 卷、《古宫室名制考》1 卷、《古冠裳图考》1 卷、《古乡饮酒图考》1 卷、《读礼说》36 卷、《瑶民两案便略》1 卷。

吕守曾   履恒三子，字待孙，号松坪，曾任完县知县、宣化知府、四川盐驿道、浙江金衢严道、杭嘉湖道、甘肃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好诗，与当时大诗人袁枚相交颇厚，谈诗甚契。诗作多为艳体，状物寄情，缠绵笃挚，深得国风神韵。著有《松坪诗草》14 卷。

吕公路 吕公滋 吕公溥

吕公路   宣曾子，字伯平，号介亭。曾任广西太平州同知州。年弱冠，诗文即洋洋成篇，沉厚入古。且能诗，与弟公滋言诗曰：“歌吟非小技，可以通鬼神，格律何足道，性情乃其真。”对诗歌创作有独到见解。有诗集《介亭诗草》。

吕公滋   宣曾子，字树村，号硕亭。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曾任山西介休和临县知县。后告归，遍游天下名山水，结交同代诗人，与袁枚唱和尤多。著有《硕亭诗草》《春秋本义》。

吕公溥   守曾子，字仁原，号寸田。终生乡居，不入仕途，乐守万卷家藏，手披口吟，操笔挥翰，神气飞扬。诗尚言情，真挚凄婉，入人心脾，被袁枚称为“诗中雄伯”。且工篆刻。晚年曾于阌乡主持荆山书院。著有《寸田诗草》，袁枚为序。另有剧作《弥勒笑》抄本传世。

吕耀曾 吕肃高 吕燕昭

吕耀曾   谦恒子，康熙丙戌(1706)进士，曾官总都仓场、户部右侍郎。为官勤政清廉，室无姬媵，座无古玩，纸屏布席，不名一钱；不敢一夕甘寝食以怠国常，以坠先业，以误后进。常言：“毋驰事乃息事，毋纵人乃宁人。”时人盛赞其政绩岿然天下。乾隆八年(1743)卒。著有《横山诗草》《白燕诗集》《使黔草》等。

吕肃高   耀曾子，字幼恭，乾隆年间曾任长沙知府，勤政爱民，时人称其政绩为江南第一。任内修《长沙府志》，著有《南村诗草》1 卷。

吕燕昭   耀曾孙，字仲笃，乾隆三十六年(1771)举人，曾任通州知州、江宁知州。为人思聪才敏，性情豪爽，决狱如神，兴教劝俗，政声颇著。尤工诗，与袁枚交谊甚厚，袁氏《随园诗话》多录其诗。著有《福堂诗文集》。

邓金酉

邓金酉   字耀西，本县庙头村人。清咸丰末年豫西一带著名拳师。

当时，庙头村中设有武教场，青壮农民，常于农余习武。金酉年幼辍学后，即到教场学艺。有河北武林名师李小拴到庙头传艺，金酉即拜其为师。他初练轻功，走路常以铁瓦或沙袋缚于小腿上，且逐日递增，久后取掉铁瓦或沙袋，腿脚顿轻，腾跃轻捷，健步如飞。曾与小儿戏耍，见有雀飞来，即伸手抓住，送与小儿。继练气功，下沉功夫尤其过硬，立地运气，如脚插地中，三五人莫能推动。又练六合拳，即血与气合，精与神合，骨与筋合，是为内三合；眼与手合，膝与肘合，肩与胯合，是为外三合。他以气功为根底，结合六合拳，创出通臂套，出手稳、准、重、狠，威力无比。金酉十八般兵器俱通，尤精一把青龙偃月刀，重 120 斤，舞起来风随刀起，轮光飞旋，人莫能近。

金酉教徒有方，尤重武德。以“三德”授徒，严令恪守。一曰手德：习武为健身防身之用，不轻易动手伤人；二曰口德：不黜贬武林同行，要互相尊重，各取所长；三曰品德：艺成之后，不准助纣为虐，鱼肉乡里，窃花盗柳，拦路抢劫。其大徒弟姜三，善使钢鞭，舞起来风雨不透，曾为县镖行镖手。二世徒张文彦，三世徒韩质义、郭丙生等，俱以武功知名。

金酉年逾七十，尚身轻如燕。某日街上闲走，脚踩西瓜皮滑倒，身未及地，即腾身跃起，众人哗然。

卒后，葬蔡庄坡祖茔。

李绿园

李绿园(1707~1790)   字孔堂，号绿园，祖居新安北冶马行沟。清康熙三十年(1691)豫西大饥，祖父李玉琳（秀才）携家逃荒到宝丰县落户。

绿园生在宝丰，幼时随祖父读书，稍长入本地义学就读。13 岁进县城应童子试。但他以后在科举道路上并不顺利，一直到 30 岁(1736)才考取乾隆丙辰恩科乡试举人。后居开封 10 余年，屡次赴京应试，终未能进士及第。

乾隆十三年(1748),绿园丧父，返宝丰家乡守制，开始了长篇小说《歧路灯》的创作。他埋头写作近 10 年，完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歧路灯》以开封为背景，客观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现实。以后，因绿园出仕为官，中止了小说的写作。他“舟车海内”20 年，宦游冀、鲁、苏、浙、赣、湘、鄂、川、黔诸省份，所到之处，都有诗作。最后在贵州印江县做知县，尚能“兴利除弊，爱民如子，嫉盗若仇”。（《印江县志·官师志》

乾隆三十九年(1774),绿园辞官还乡，开始续写《歧路灯》。

李绿园从幼年时开始，就常回新安北冶马行沟祭祖、省亲、访友。老来赋闲之后，又一次回来新安祖居，在“陶穴瓮牖”之中，住了将近 3 年。在这里，他设馆教学，教授族人子弟，并最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歧路灯》的创作，凡 108 回，共 60 余万言。还检阅历年诗作，编订《绿园诗抄》。这期间，他与当时在河南享有盛名的新安吕姓诸诗人过从甚密，留下了不少赠答诗篇。

乾隆四十四年(1779),绿园回宝丰。不久，由其在吏部做官的次子李遽“迎养京邸”。四十八年(1783)返宝丰，五十五年(1790)病卒，终年 84 岁。

李绿园一生著述计有：《绿园文集》（佚）、《拾捃录》12 卷（佚）、《家训谆言》1 卷、《绿园诗抄》4 卷、《歧路灯》1 部。

李元章

李元章   本县北冶马行沟人。生活在清乾隆年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没有读过书，但他聪明过人，善于吟咏。无论命题作歌，或指物为诗，均能出口成章。且不事雕琢，俗不伤雅，妙语横生，虽不入声律，却深得自然之趣。当时，新安望族吕氏门中有几位颇有名气的诗人，如被袁枚称为“诗中雄伯”的《寸田诗草》作者吕公溥（号寸田），乾隆年间进士、《硕亭诗草》作者吕公滋（号硕亭），《介亭诗草》作者吕公路（号介亭）等，均与元章交游甚厚，相与讨论诗作。吕氏诸诗人中，以硕亭与元章友谊最深。一次，硕亭作睦邻诗，押“人”字韵，末句不就，请教元章。元章随口答道：“推倒墙头一家人”。硕亭大喜，经常对人称道。

一天，元章到硕亭家拜访，进门开口就说：“元章顿首拜，尊声廿(niàn)四宅。”硕亭排行第二十四，故称。硕亭惊问其故，他答道：“小儿娶媳妇，借我两石麦。”硕亭被逗得大笑，答应了朋友的要求。

吕硕亭曾约元章游洛阳。知府招硕亭饮酒赋诗，唱和间提到未见有人用“不”字结韵。硕亭说：“我县李元章或许可以。”知府就把李元章招到席间，说明要求，指定以衙内槐树为题作诗。元章当即咏出：“远看一棵槐，近看一搂粗；年年结槐豆，也有一年不。”席间无不称赏备至，遂请入上座。

当时，新安县有位学官，天津人，说话常带“做怎的”三字。在这位学官 71 岁寿辰的时候，宾客满座，各有吟咏，作了不少祝寿诗。忽然有人想起学官的口头禅，便提议把“做怎的”三字入诗为寿。这可难住了众人，虽有几首试作，但总觉不妥贴，难以令人满意。有人就说：“非李元章不可。”当即把李元章找来。刚入座，众人把意思告诉他，他立成一诗：“人生七十古来稀，老师今年七十一，一双儿女都长大，我还怕他做怎的！”合座叫好不绝。

李元章是位很有才华的农民诗人，可惜自己不识字，没有留下诗稿。书面流传下来的几首，多系适合士大夫阶层口味的应景戏作。他会有不少反映当时农村生活现实的作品，但未能传世，实为可惜。

据吕公滋《五善歌》（见《硕亭诗草》）称：李元章以后因经商，家境有所改变，且事母极孝，教子甚严，三个儿子俱有学识。

陈青云

陈青云   字从龙，本县城关后峪人，出身于世医之家，为清道光年间县内著名中医。

青云继承祖业，精于痘疹科。他在行医过程中，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仔细研究祖、父两代遗著《痘疹精言》《痘疹琐言》二稿，并证以古人关于痘疹科的论述，写成《痘疹条辨》一书。可惜本书已经散失，内容不为人所知。但该书“凡例”为旧本《新安县志》所收录，内中载陈氏提出的从医“五戒”：“正人品”“慎口过”“勿爱利”“无惜名”“慎粗率”（详见旧志《陈青云传》），实为医界应遵循的准则，也足见陈青云职业道德的高尚。

青云另创制“理气化滞散”（俗名“消食丸”“小丸药”），对治疗消化不良、小儿积食有特效。后经陈氏几代延传，并且为救济社会残疾，多由盲人推销，因而名驰豫、陕两省，至今盛名不衰。

王洵

王洵(1824~1862)   字仲允，新安人。出身贫寒，躬耕苦读。为人持重，笃信理学，不求荣利。少年丧父，事母至孝。同治元年(1862)捻军西进过新安，王洵背负老母避兵，致病，犹执母手为自己写下墓志，自责不孝而卒，终年 39 岁。 一生读书务求实践。著有《务本录》《古今孝子传》《四礼述》《百忍图说》《时令记事》《方舆要览》等。

第二节 民国人物

张钫

张钫（1886 ～ 1966）　   字伯英，号友石，本县铁门镇人。父亲张清和，为清光绪年间拔贡，曾任陕西乾州、鄜州州判。张钫少时在家乡就学，喜马尚武，老师谓其不可造就，曾以“朽木不可雕”为题，令其作文。张钫开篇破题写道：“雕朽木者，庸匠也。”老师惊服其才。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张钫到陕西父亲任所读书，后以客籍考入陕西陆军小学。1907 年陆军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学习。在校期间，曾与校友钱鼎、吕公望等组织军人革命团体“同袍社”，从事反清活动。1908 年加入同盟会。是年暑假，乘返里之便于巩县黑石关小学与河南同盟会主要负责人密会，为河南民党起义事作准备。1909 年，由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返陕西新军实习。归途中，于洛阳再次与河南同盟会盟友开会，商谈河南革命事宜。

1910 年，张钫正式任职陕西新军，为该部炮营右队排长。开始与钱鼎、党自新等在新军中组织同盟会，秘密联络组织“武学社”，并担任该社副会长。同时与新军中的“哥老会”会众联系，发展反清势力。是年 7 月 9 日（农历六月三日），张钫与西安同盟会、哥老会主要成员 30 余人在大雁塔集会，“歃血为盟”，矢志反清。

1911 年 10 月 22 日（农历九日一月），张钫与张凤翙、张云山、钱鼎等领导陕西同盟会发动起义，响应武昌革命。当日上午，同盟会、哥老会领导骨干在西安西郊的林家坟开会，决定即时起义。张钫先行入城侦察，率领部队首先攻占军装局作为起义军总司令部，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武装了徒手的新军战士。继率军攻“满城”，激战 2 日，光复西安。11 月初，张钫出任“秦陇复汉军”东征军大督都，率军东征。此后，三战潼关，一度进兵陕、渑，豫西民军万余望风来投，一时军威大振，吸引清兵数万，与武汉起义军互为策应，血战百余天，至南北议和停战。

民国建立之后，张钫任陕西陆军第二师（由原东征军整编）师长，屯兵潼关。1912 年 6 月，张钫先后到北京和开封，面见袁世凯和河南督军张镇芳，呈准把原参加东征的河南民军编为“镇嵩军”，由刘镇华统领，回驻豫西。

1913 年，袁世凯窃国行奸，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袁，派人赴陕与张钫联络。袁世凯事先得刘镇华密报，急调陕军第二师移军四川。张钫身陷川东，孤掌难鸣，未敢轻举。1914 年，张钫任陕南镇守使，第二年，入京为将军府参军。这时，张钫受到袁世凯爪牙的严密监视，但他仍然设法与在京反袁志士联系，秘密侦听袁世凯帝制活动消息，并暗中联络河南的刘镇华和陕西的陈树藩，组织豫、陕反袁联盟，准备起兵讨伐袁世凯。

1916 年 3 月，张钫经过周密谋划之后，假办民团为名，回河南组织豫、陕联军，以策应云南护国军讨袁。又因刘镇华告密，在开封被河南督军赵倜扣押，并当即转押到北京。6 月，袁死，张钫始被释放。

1917 年，陕西各路靖国军，在征讨陈树藩、刘镇华（时已依附北洋军阀政府）的战争中，久战不胜，共约于右任、张钫赴陕，统一领导靖国军。张钫于 1918 年 8 月 5 日到达雒南樊钟秀（靖国军将领）军中，8 月下旬至三原与先行来到的于右任组织“靖国军总司令部”，于右任为总司令，张钫为副总司令。各路靖国军得到统一整编，加强了对陈、刘的攻势，扭转了战争局势。张钫经常深入前线指挥作战，并在戎马倥偬之间，检阅古诗，编成《历代军事分类诗选》，自三代至隋唐的军事名作均有选录，内容颇丰富。

1921 年，靖国军解体，张钫也因父丧返乡守制。在故乡 3 年，张钫创办了铁门小学，资助县政府在铁门成立“续修县志局”，还集股筹金创设“观音堂民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开办了观音堂煤矿。

1924 年，“北京政变”之后，胡景翼任河南督军。这时盘踞陕西的刘镇华派憨玉琨东来，欲与胡争夺中原。张钫乃发“弭兵电”，呼吁双方罢兵，以宁中原，并来往奔走于胡、刘之间，从中调解，终于无效。1925 年 2 月，“胡憨之战”起，张钫因囿于与镇嵩军的旧关系，参与了刘、憨的军事行动。3 月，战争结束，镇嵩军惨败，张钫为胡部所扣，险遭杀害。

8 月，于右任为促成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广州革命政府合作，约请张钫到北京。第二年 4 月，国民军被迫撤离北京，直鲁联军入京严查国民党人，张钫避居天津，以埋头搞实业为掩护，观察北方形势的变化。7 月，广州革命军出师北伐，张钫乃微服返豫，筹划迎接北伐军。

1927 年春，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的冯玉祥军队占领西安，张钫应于右任、冯玉祥的邀请前往。5 月，随冯军返豫，经洛阳、郑州转开封，参与谋划军事和河南政务。1928 年 9 月，张钫任河南省建设厅长兼赈务委员会主席，主持地方建设和赈济事务，领导创办“黄河水利工程专门学校”。

1929 年，蒋、冯战争在豫西爆发，张钫帮助蒋介石收买冯部主要将领韩复榘倒戈，导致冯玉祥军失败。1930 年春，蒋、冯、阎在中原大战，蒋军初战失利。5 月，蒋介石在徐州约见张钫，委任他为河南省代主席，并密派他到亳州游说冯部将领孙殿英。张钫力劝孙殿英按兵不动，在挽回蒋军危局中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盛赞张钫之功，并委任他兼二十路军总指挥。不久，张钫飞抵漯河，乘大战尾声，收编冯部败军，扩大了自己的军队实力。

10 月，河南省政府成立，蒋介石任命刘峙为河南省主席，却以张钫为民政厅长，二十路军也由中央整编为七十五、七十六两师，张钫以总指挥兼七十六师师长。不久，又担任“清乡督办”，指挥二十路军在河南各地“剿匪”。是时，张钫在执行军务中，看到豫西地区历年出土大量唐代墓志不为人重视，遂于 1931 年夏委派专人代为搜集，妥为保护。并于故园“蛰庐”单辟一天井院，相继建砖拱窑 15 孔，将志石镶嵌在窑内外墙壁间。前后历时 5 年，竟得唐志及其它石刻千余片。1936 年由王广庆命名，请章太炎以古篆题额为“千唐志斋”。

1932 年初，二十路军奉命到潢川“剿共”，历时一年，遭到红军沉重打击。年底，张钫率领七十六师撤往许昌整补。第二年移驻洛阳西工，负责豫西“剿匪”事务。1934 年春，张钫又率军回驻许昌和南阳一带。9 月，任驻赣第七绥靖区司令官，率二十路军驻江西临川、光泽、邵武、南城一带，参加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战争。1935 年 11 月，出席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37 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张钫升任十二军团长，移驻苏州，部队在昆山前线与日寇作战。9 月下旬，蒋介石又任命张钫为第一战区抗日预备军总司令，令其回河南收编地方武装。张钫奉命到河南招兵，但处处碰壁，方悟蒋借机剥夺自己兵权的阴谋，一气上了鸡公山。

1938 年 2 月，国民党政府（已迁重庆）任命张钫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后任代院长）。后日军逼近武汉，张钫由鸡公山携眷至西安。豫西沦陷后，有大批难民涌进西安，张钫以河南同乡会会长身份，出面组织救济工作。并创办“西北中学”，安排难民子弟入学就读。还组织“西北移民垦干班”，短期培训移民干部和医生，有计划地组织难民向甘肃、新疆迁移。河南大学流亡至陕，张钫出面与陕西军政当局交涉，将其安顿在宝鸡复校上课。抗战胜利后，张钫又亲自出面，为河南大学争取到一笔“缮后救济款”，使河南大学顺利搬回开封复学。

1945 年 5 月，张钫出席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为大会执行委员。1946 年 7 月，南京政府授张钫以陆军上将军衔，并委任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48 年 3 月，出席南京政府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主席。1949 年 9 月，任“鄂豫陕绥靖公署主任”。不久，解放军大举入川，解放重庆，包围成都，张钫乃串联国民党第二十兵团第二军、十五军连同本部共 6 万余人，在成都近郊郫县通电起义。

1951 年，张钫应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迁居北京。1954 年担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晚年，他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撰写了 30 万字的回忆录。1986 年，张钫回忆录由全国政协和河南、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联合整理为《风雨漫漫四十年》一书，出版发行。

1966 年 5 月，张钫因患癌症逝世，终年 80 岁，葬北京八宝山公墓。1986 年 6 月，由其子女将骨灰归葬铁门“千唐志斋”故园。

王广庆

王广庆（1889 ～ 1974）  字宏先，磁涧乡掌礼村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加入同盟会。1911 年 10 月“西安起义”成功后，张钫率军东征，王广庆与河南同盟会盟友于是年年底投军潼关，参加东征军，任职幕府。1912 年，随陕西陆军第二师（原东征军）到川东，出任开县（今四川省开县）县长。

1914 年，东渡日本，入私立政法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回国，羁留北京。1917 年，随张钫由北京至陕西，在靖国军总司令部参赞戎机，谋划军事。1923 年，在上海大学担任校务员。1924 年，“北京政变”后，胡景翼任河南督军，王广庆返豫，先后担任开封和临颍县县长。1928 年，任河南省建设厅第一科科长。此后一直在省内政界供职，并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

1938 年 10 月，王广庆于民族危难中接任河南大学校长。当时，河南大学各院为躲避日本侵略军，已分别迁至鸡公山和镇平县。王广庆接任校长后，为集中办好学校，即带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以及校本部从鸡公山来到镇平，与先行搬来的农学院、医学院汇合，借住官舍、寺庙，并租用一部分民房，安顿上课。在国难当头，财政窘迫，教育经费很难保证的情况下，王广庆竭力争取河南省主席程潜以及张钫等人的支持，保证了学校经费如数拨给，使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和数千名师生眷属的生活得以维持。

1939 年 5 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新野、唐河，镇平危在旦夕。王广庆又带领河南大学师生，携带图书、仪器，翻越伏牛山，行程 300 余公里，抵达嵩县。

河南大学在流亡途中，历经迁徙，人员物资有不少流散，加之嵩县地处伏牛山腹地，穷山僻壤，交通不便，维持一所大学十分困难。但是，在王广庆主持下，把各分院分别安顿在县城和潭头镇，因陋就简，复学上课。王广庆又多方聘请教师，加强师资力量。学校每年送毕业生，招收新生不辍。除坚持正常教学秩序外，学校还帮助当地创办了中小学、简易师范、幼儿园、体育训练班，发展山区教育。农学院深入实地调查，举行“知识讲座”，帮助农民防治小麦病虫害；医学院在县城创办医院，为群众防病、治病。广大师生理论联系实际搞科学研究，先后创办了《大学论坛》、《农学院季刊》等刊物。1940 年，文学院创办《学术月刊》，王广庆在发刊词中号召教师、学生“以中原文化之发扬，世界学术之介绍，以及发抒心得，交换所学”为宗旨，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1941 年 10 月，中共党员、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嵇文甫，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进步师生无比愤怒，立即掀起抗议运动。王广庆也积极多方联系，设法营救，嵇文甫终于在 1942 年 3 月获释。

1942 年，河南大灾，学校经费不给。王广庆力请来校视察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前任校长刘季洪帮助，把河南大学改为国立，增加了学校经费来源，扩大了招生区域，使陷于困境的河南大学获得了新的发展。

1944 年 5 月，日寇进攻嵩县，医学院 300 余名师生奔向潭头。日寇侵占嵩县县城之后，接着进攻潭头，河南大学遭受寇军袭击，教师、学生、家属 10 余人遇难，理学院图书、仪器尽毁于战火。逃离潭头的师生眷属，在崇山峻岭之中，历尽艰辛，跋涉月余，才陆续到达淅川县的荆紫关。河南大学遭此大劫，广大师生悲愤不已，王广庆作为一校之长，也沉痛万分，遂于 10 月引咎辞职。

此后，王广庆曾任国民党“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广庆由上海去四川，后到台湾。

1958 年，美国士兵在台湾驱车轧死中国公民刘自然，激起海峡两岸人民的强烈愤怒。王广庆愤然在民众抗议书上签名，要求严惩凶手，踊跃参加了台湾人民反对美军暴行的爱国群众运动。

1974 年 2 月 14 日，王广庆因病去世于台北，终年 85 岁。

王广庆一生，酷爱金石和语言学。1923 年，洛阳城南出土《三体石经》，王广庆亲往察看，视为瑰宝，并精拓数本，分送章太炎、于右任诸人鉴赏。章太炎经过仔细考证，作《洛阳新出土三体石经考》，确定为曹魏正始年间邯郸惇所书，并为之题诗曰：“正始传经石，人间久不窥。洛土无故发，孔碑到今垂。八体追秦刻，千金笑华笔。中原文武尽，麟出竟何为？”接着，王广庆发表《洛阳先后出土正始三体石经记》，介绍了《正始三体石经》的出土情况，引起国内识家的重视。他在任河南大学校长期间，曾精心研究金石和语言问题，著成《河洛方言》1 卷、《洛阳近年石刻出土记》（《洛阳访古记》）1 卷和《语文发微》等文章。抗战胜利后，又著《复音互用发微》1 卷。可惜，这些著作未能刊行。到台湾后，王广庆仍埋头著述，曾出版《复音词声义阐微》一书，在学术界颇具影响。

李兰滨

李兰滨（1877 ～ 1945）  字香圃，石井乡太平庄人，清末附生。民国年间以教书为业，曾应聘在新安和济源一些地方教私塾，并曾在庙头国学专修馆任教。他的门生甚多，其中不少人或在国民党为官，或参加共产党投身革命，而他自己则身居茅屋，辛勤执教，一生未涉宦途。1933 年，县长李庚白主持重修《新安县志》，聘其为编辑，为主笔人之一。主编毕正纪（孟县举人）赞赏其文才，称其“饱学”。

李兰滨又擅吟咏，有《赏茅斋诗稿》1 卷传世。卷中汇集其诗作 200 余首，深刻揭露了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兵匪为患，给人民群众造下的深重灾难；鞭挞了那个时代的种种丑恶世态；反映了一个下层知识分子的痛苦和自己安于清贫、乐为耕读的恬淡情趣。抗日战争期间曾咏诗多首，痛斥日本侵略者，歌颂英勇杀敌的前方战士。他献身教育，热心爱国的高尚情操，深为时人所敬重。

1944 年冬，韩钧奉命率部自延安回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过黄河不久，即专程前往太平庄拜望自己的老师李兰滨。离村 10 多里，韩钧即下马步行，来到老师的两间茅屋前。李兰滨涕零相迎，挑灯畅叙国家大事和师生情谊。第二天送别韩钧，咏诗相赠，以寄托自己对学生的嘉许和厚望。其一为：“边迪归来意气遒，年华方壮总貔貅。班超不及将军处，跃马还乡已白头。”其二为：“二十年来隶与戎，叫嚣隳突井闾空。凭君一使拨云手，放出青天满地红。”

1945 年，李兰滨病逝家中。临终前训嘱子孙：不置业，不当政。终年 68 岁。

郭次久

郭次久（1882 ～ 1944）　名尊贤，字次久，城关镇江庄村人。其父郭端立，清末秀才。

次久幼随父亲读书，民国初年进县乙种蚕桑学校习业，后被保送开封师资训练班受训，回县后担任县立国民小学校长。

1915 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是时，次久曾亲率学生上街游行，声讨袁世凯卖国罪行。在“五四”运动中，他领导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协议上签字。

1927 年北伐后，冯玉祥主豫，革新政治，在开封开办国民党党务训练班。郭次久曾入班受训，在共产党员温建公影响下，阅读了不少进步刊物，如《猛晋》、《学生杂志》、《教育杂志》等。受训期满，次久回县筹建国民党新安县党部，任筹备委员。县党部成立后，他任县党部执行委员。在冯玉祥“施政纲领”指导下，郭次久积极宣传民主与科学，亲自组织学生破除迷信，捣毁城隍庙偶像，反对封建，倡导妇女放足、男子剪发辫，革新民风民俗。

1929 年，郭次久奉调到偃师县任国民党县党部执委兼宣传干事。1931 年因父丧返里，继续担任新安县党部执委。“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积极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同时，在“实业救国”思想潮流影响下，他创办县立家庭工业传习所，自任所长，破历史陈规陋习，招收农村家庭妇女入所学习织染工艺，以图振兴乡村经济，富民强国。1934 年该所更名为职业学校，兼收男女生，郭次久又担任校长。除公务之外，他还在家乡腾出私房，开设小学，乡邻子弟，不论贫富兼收，过于贫困的人家，还免交学费，并代为购书。郭家本为江庄村大户，但他平日布衣粗食，教育子女也甚严格。每逢学校放假，他亲自带领子女，一律短衣草帽与长工一起下地干活，同桌吃饭。

“七七”事变后，他力主团结御侮，共同抗日。1938 年，共产党员李之放从延安回新安重建地下党，即由郭次久聘为职业学校教师，作为掩护职业，并曾为之搜集情报，保存文件，自愿为革命做工作。此后，职业学校一批进步学生奔赴陕北和山西投身革命，都有郭校长的暗中支持。

1944 年 5 月，因病去世，终年 62 岁。

白章子

白章子（1879 ～ 1938）　又名会云，本县铁门镇晁村人。家贫，以理发为业，后到县城设店营业，开县城最早的理发店。那时，理发行业被人视为下九流，所以人们很少知其大号，而常呼其乳名“白章子”。

白章子好民间器乐，擅吹唢呐。他与店内徒弟组织起一个小乐队，唢呐、笙、笛、二胡、鼓、锣、镲、梆子俱全。夜晚，师徒们常应市民客商之请，在店门口大街上摆开场面，鸣器奏乐，时而管弦悠扬，时而锣鼓铿锵，兴酣之时，各自随着节拍摇体振颔，起伏有致，一曲终了，往往大汗淋淋，气喘吁吁，博得满街喝彩声。民间遇有红白大事，或请其助兴，或请其志哀，有求必应。所传《百鸟朝凤》、《十八板》、《剪剪花》、《银纽丝》等曲牌，深得群众赞赏，民间久传而不衰。

1927 年，束清汶任新安县长，每见白章子，必以“白大哥”相称。第二年清明节，束县长路过理发店门口，见他照例营业，就问：“白大哥，咋不回家上坟？”白章子答道：“干咱这一行，叫开除族籍了！”束县长闻说，当即叫人牵来两匹大马，与白章子各乘一匹，并辔来到白氏祖坟，白氏合族恭请。白章子从此在南乡一带名声大振，白氏家族，每至清明祭祖，白章子不到场不能开祭。

白章子为人轻财好义，能解乡邻燃眉之急。南乡一带发生民事纠纷，来县衙门打官司，他总要尽力揽下，从中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乡民免受衙门敲诈勒索。晚年，他苍鬓银须，仍操旧业不辍，但人们已另眼看待，不呼他“白章子”而称他“白先生”了。

白章子平生嗜酒，往往大醉不起。59 岁患食道癌，卒。

魏瓦柱

魏瓦柱（？～ 1946）　原籍豫东，民国初年，携家逃荒要饭至本县北冶乡青石洼村落户。

瓦柱擅长石刻，在县北地区颇有名气。所雕碑首，双龙突起，瞠目吐舌，须飘鳞张，栩栩如生，深为群众所喜爱。刘黄、北冶一带石碑，多出其手。

瓦柱年逾七十，仍然身强力壮，不辍旧业。1946 年除夕夜，歹徒闯入其家，祖孙 5 口全部遇害。

王维屏

王维屏（1884 ～ 1958）　字觐侯，国民党员，孙都人。少年就读私塾，1904 年（光绪三十年）中秀才。1908 年（宣统元年）入湖北政法学校学习。

辛亥革命后，王维屏曾在山西、河南、湖南一带担任过县教育科员，税务文牍，也当过教员。1930 年以后，先后在张钫主持的观音堂煤矿、河南省民政厅、二十路军军部担任秘书一类职务。1941 年，在陕县茅津、渑池南村等处任黄河渡口检查所所长。公余常以书法自娱，其作品颇有名气。

1944 年 5 月，新安沦陷，日本侵略者为物色县维持会长人选，先后找到许文田和邵修德，均遭拒绝。最后，找到王维屏，王初也曾拒绝，但日本兵逮捕了王的侄子，以杀头相威胁，王维屏被迫就范，出任新安县维持会长。他在主持新安县汉奸政权期间，曾向全县颁发“良民证”，推行强化治安；设立日伪警察局，拥警察百人以上，伪警察局长郝子固多次抓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八路军抗日战士。王维屏还在城关、铁门、磁涧等地组织“自卫团”，自任团长，为日本侵略者充当帮凶。8 月，王维屏派汉奸队扫荡县北人民抗日武装，袭击甘泉寨。10 月，又指使自卫团长孟深子带领自卫队袭击寺村，造成八路军战士的伤亡。当八路军在北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向云梦山以南发展的时候，王维屏又请求日军进驻石龙泉，在那里设立据点，不断下山扫荡人民抗日武装。任职期间，他还经常调车百辆，民伕千人，作为常备运输队，并于县内设卡收税，派征小麦和木材，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

日本投降后，王维屏为掩其劣迹，曾避居江苏吴江县。全国解放后，他畏罪潜逃，先后在陕西铜川、南京和西安灞桥等地隐身。1958 年抓获归案，经新安县人民法院审理，叛处无期徒刑，同年病死狱中。

刘洽民

刘洽民（1899 ～ 1951）　名好生，北冶乡刘黄村下刘沟人。出身于富农家庭，洛阳第八中学毕业，曾在本村创办小学，自任教师。后又到县城任教，加入国民党。

1930 年，国民党在新安县组建党部，刘被任命为县党部执委。因其谨慎供职，甚为上司器重。1934 年以后，他先后担任国民党新安县肃反专员、县党部干事。1932 年、1933 年，中共新安县地下组织两次被破坏，一些党员被逮捕、杀害，均由其暗查阴使所致。

抗日开始，国、共两党再度合作。1938 年，刘洽民送其子女赴山西决死二纵队参加抗战。

1941 年，前中共新安县委宣传部长刘玠被捕叛变，供出新安县地下党情况，刘洽民主持逮捕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 9 人，使新安地下党再次遭受损失。

1943 年，刘洽民升任河南省第十一专区保安司令部参议，第二年，调任河南省民政厅视察员、主任科员。其间，国民党军队面对日军的进攻，节节败退，刘随国民党省政府逃至陕灵一带。

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刘洽民随国民党军队返回新安，接任县长，兼国民党县党部执委。其时，刘供职县衙，看来衣着简朴，谦恭有礼，每回老家，一下石寺南坡，就弃马步行，进村后，见人点头，逢人搭话，有时还走家串户，动问饥寒，俨然一个勤政爱民的父母官。但其反共立场并不稍变，就职县长后，即带领地方反动武装配合国民党部队，扫荡县北革命根据地，在刘黄、碾坪等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多人。同时，他严格控制下属公职人员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每天早上出操、升旗或其他集会，他每会必讲，每讲必“三民主义”、“孔孟圣训”，长篇累牍，唯恐不尽其意。

1946 年，刘洽民调任阌乡县长，并兼任该县“民众自卫总队”上校总队长。此时，国民党行将崩溃，人民解放军即将横渡黄河。因其子女在解放区工作，与阌乡隔河相对。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深恐刘洽民变为“贰臣”，遂把其免职。回新安后，他曾在北冶滩子沟煤矿担任经理。

1947 年新安解放，刘洽民潜逃陕、灵一带，与张斌如等策划组织“还乡团”，未成。接着陕县解放，刘潜身潼关五里铺，后被逮捕归案。1951 年病死洛阳狱中。

郭质

郭质（1912 ～ 1948）　字品三，铁门镇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937 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学院教育系。

郭质在“河大”期间，就积极追随国民党头面人物，备受赞赏。1935 年加入特务组织“忠义会”，1936 年元月充任“河大”学生代表，到南京参加全国各大学师生员工代表会，接受蒋介石训导。同年 12 月，参加“复兴社”。1938 年，担任国民党第一战区预备军司令部额外秘书。是年冬，任宝丰县教育局长。1939 年加入三青团，回老家铁门任嵩岳中学教导主任。1940 年加入国民党。1942 年 2 月，任西北战干团干事。同年 12 月，又到鲁山任河南烟类专卖局督察。1946 年 5 月，任河南省第十一行政区区训班教育长。

1947 年 8 月新安解放，国民党县政府解体。10 月，国民党军队反扑新安，郭质担任县长，重新组织了新安反动政权。

郭质到任后，主要在新安县西南一带活动，强令征丁收枪，组织“还乡团”、“清剿队”，纠合庙道和土匪，组织“刀矛队”。利用各乡反动头目组织情报网，搜集解放区情报，组织反扑。还亲自率领反动武装，与国民党军队相配合，多次袭扰解放区，与解放军和县人民政府的武装大队、各区区干队打“拉锯战”。各乡匪霸头子也乘机而起，一时甚嚣尘上。五头土匪头子衡青龙，嗜血成性，在郭质命令下，带“清剿队”，抬着钢铡，残害翻身农民，以示报复；地霸赵月川、李书元、刘松年，庙道头子孙邦杰、潘云龙等也在郭质统一指挥下，四处窜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短短几个月，全县革命干部、军人、民兵、翻身农民，惨遭杀害者无数，仅郭质命令在县城北后寺坡、西关后沟、后贯沟挖的 3 个埋人坑中，就活埋了 30 多人。另外，他还征收和抢劫大量粮、款、财物，支持国民党军队作战，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郭质反动政权的疯狂反扑，激起了革命人民的强烈仇恨，县人民革命武装在县长李之放和政委赵天锡领导下，积极配合解放军主力作战，击溃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1948 年春，全县反动武装已被压缩到县南一带。4 月上旬，县人民政府独立团、各区区干队和广大民兵，在人民解放军留守新安的五十一团主力配合下，于南郭庄村彻底围歼郭质所部反动武装 300 多人，生俘国民党清剿五十三旅副旅长关继武、团长郭文宗，活捉公安局长李逢春和西六保匪首李世德、五头匪首衡青龙，击毙新、渑、宜“剿匪”总司令高冠三、郭质负伤逃跑，先后在宜阳和新、渑交界地的亲属家藏匿两个月。6 月上旬被逮捕归案，11 月 4 日，被县人民政府依法处决。

第三节 当代人物

王伯阳

王伯阳（1905 ～ 1932）　原名王励刚，又名北洋、卓甫，磁涧乡掌礼村人。少时在家乡就读，1923 年毕业于洛阳第三甲科农业学校，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4 年，由当时在上海大学执教的瞿秋白、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学校，他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暑假返里，还在洛阳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浅说》，在故乡宣传共产主义，点燃革命火种。

1925 年，上海爆发“五卅”爱国运动，上海大学爱国师生是运动的骨干力量，王伯阳亲身参加了这次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伟大斗争。

1926 年“五卅”运动一周年，上海爱国学生与工人群众一道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会，王伯阳为大会组织人之一。他们为“五卅”烈士顾正红搭灵堂，展览血衣，进一步唤醒人民群众，把上海反帝爱国运动推向新高潮。

是年夏，中国共产党为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在上海大学召开党、团积极分子大会，动员党、团员南下广东，支援与英帝国主义坚持斗争的“省港大罢工”，同时还要选派一批进步学生赴苏联学习，为党培养干部。王伯阳作为上海大学共青团的负责人，直接参加了这一组织工作。是后，王伯阳还参与领导了在上海女子勤业师范学校举办的“夏令营讲学会”，邀请施存统、杨杏佛、沈雁冰、陈望道、田汉、萧楚女等著名共产党人和进步社会活动家、革命作家到夏令营讲学，并组织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新青年》、《向导》等革命书刊，为革命培养骨干队伍。

接着，王伯阳北上，到山东开辟党的工作。8 月，创建曲阜二师党支部。10 月，在寿阳县主办国、共两党骨干分子训练班，进行形势教育，组织力量迎接北伐军。

1927 年春，王伯阳接替关向应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在山东坚持地下斗争，经常活跃在济南、益都、寿光等地。他每到一地，除了召开工作会议，布置革命斗争之外，还要举办党、团干部短期训练班，亲自授课，对党、团员进行理论教育和形势教育，以加强党、团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1928 年，济南“五三”惨案之后，王伯阳等山东党、团主要负责人撤出济南，在近郊王福庄召开了各县党、团干部会议，研究和布置了新形势下党、团的工作任务。不久，他返回上海，遭到国民党的逮捕，押在漕河泾监狱。在狱中，他自称李相臣，山东人，虽遭非刑，但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后经其在河南省政府任职的叔父王广庆的多方奔走营救，于 1929 年夏获释出狱。同年，即到豫、鲁、苏边区工作。曾与杨其华以夫妻名义在开封青云街（今西大街口）驻党的秘密机关，坚持地下斗争，并经常深入到河南人学、黄河水利工程专门学校等基层点，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发展党的组织。

1930 年 2 月，中共河南省委在郑州重建，王伯阳为省委委员，4 月，兼共青团省委书记。10 月初，王伯阳赴天津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会议，听取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回豫后，他积极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协助省委恢复党、团、工会组织，并先后担任团省委常委、代理书记、书记职务。在他主持团省委工作期间，曾多次给团豫东中心县委、豫中中心县委、洛阳县委、郑州特委发出指示，纠正其工作中的偏向，使各地团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

1931 年二、三月间，因叛徒告密，中共河南省委及团省委连续遭到严重破坏。在这异常险恶的环境中，王伯阳仍然坚守工作岗位，进行艰苦斗争。5 月，中共中央派纪国桢等人到开封组建新省委，王伯阳与原省委组织部长曾昭示召集了新旧省委交接会议，并担任了新省委执委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团中央派李干成来河南接替王伯阳的团省委书记职务。1932 年 2 月，王伯阳以巡视员身份，先后到郑州、孝义、孟津、济源、洛阳等地指导工作。在巡视过程中，他特别重视团组织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改组了部分组织涣散、工作不力的团中心县委班子。并针对各地的实际情况，指示团组织要注意在铁路工人、农民和士兵中发展队伍；要求农村趁春荒之际领导群众开展反压迫、反剥削斗争。对一些准备开展游击战争的地方，他特别提醒地方领导人：发动群众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防止产生脱离人民群众去打游击战争的单纯军事思想。5 月，李干成因身份暴露，调上海工作，王伯阳再次担任团省委书记。6 月，王伯阳赴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7 月 23 日，中共河南省委在郑州陇海花园开会，贯彻中央会议精神，研究制订武装暴动计划。由于党内出现叛徒，王伯阳和省委书记纪国桢等主要领导干部一起被捕，囚禁于开封绥靖公署。在监狱中，当局软硬兼施，逼他屈服，但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当时，国民党河南省民政厅厅长张钫，曾以同乡关系托人转告他，只要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就荐他作官，或送美国留学，他都严词拒绝。8 月 20 日晨，王伯阳与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纪国桢等 14 人英勇就义于开封西门外，时年 27 岁。

1983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王伯阳为革命烈士，并给其妻子陈玉芬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照片据画像复制）

韩钧

韩钧（1912 ～ 1949）　原名永清，石井乡前北斗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

韩钧少时在家乡就读。教师中有曾受过“五四”运动新文化熏陶的中学生，韩钧受其影响，很早就醉心于对新文化科学知识的追求。1925 年夏，13 岁的韩钧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洛阳第八初级中学。当时，从乡下来的学生，常被视为“乡巴佬”，受到官宦富豪子弟的歧视。性格倔强的韩钧奋力抗争，被校方视为“不轨”，第二年暑假即被勒令退学。

当年，韩钧又考取洛阳第四高级师范学校。在这里，他接触到大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诸作家的作品，而且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与同学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探讨革命真理，积极参加“反军阀”、“要民主”的群众运动。1929 年春，韩钧将于“四师”毕业，学校当局却以“参加学潮”的罪名将其开除学籍。

1931 年，韩钧在亲友支持下到北平，在中国大学当了旁听生。当时，北平抗日怒涛正高，韩钧积极联络爱国青年，组织发动民众抗日。1932 年春，他加入共青团，受组织委派，深入北平西城区和西郊的工人、农民、学生中组织抗日义勇军。8 月 1 日，他亲自扛着红旗，率领学生义勇军举行抗日游行，被军警逮捕。10 月，被押进“北平军人反省院”（俗称“草岚子监狱”）。

入狱不久，韩钧就和薄一波领导的狱中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狱中地下党领导下，他积极参加难友们“反反省政策、反克扣伙食、反封锁书报”的斗争。在与敌人面对面的斗争中，韩钧立场坚定，感情激越，机敏善辩，语锋犀利，往往把敌人搞得狼狈不堪。有时，他控诉敌人罪行，声泪俱下，连狱中看守都为之感动。

在狱中，韩钧刻苦学习，难友中秘密传阅的马克思列宁著作，他多能熟读成诵，还刻苦学习俄语、英语、日语、世界语。

1933 年，韩钧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 年冬，韩钧参加狱中地下党领导的绝食斗争，整整 7 天没有进食。面对死亡，他和难友们一道，拼着最后的气力宣誓：“坚持斗争到胜利，否则宁可饿死！”终于迫使监狱当局妥协，取得了绝食斗争的胜利。

绝食斗争以后，敌人觉察到狱中有共产党地下组织，宪兵三团就暗中指派两个特务，伪装成“政治犯”，押进牢房。韩钧接受党组织指示和其中一个“犯人”接触，很快辨清了这个特务的面目，向党组织汇报。但是，另一个特务侦知了狱中地下党的情况，结果，韩钧和薄一波、殷鉴、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 12 人被判处死刑，加上重镣，投进死牢。不久，卖国的“何梅协定”签订，宪兵三团匆匆南撤，他们才幸免于难。

1936 年 9 月 24 日，韩钧由党营救出狱。10 月，参加中共山西统战工作五人委员会，随薄一波到太原，担任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军政训练委员会政治部干事。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很快把战火烧到晋绥。这时，韩钧在祁县组织“青年抗敌决死二总队”，并担任总队政治主任，率部开赴前线，打击日寇。太原失守后，决死二总队在洪洞、赵城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救亡组织，进行减租减息，抗敌锄奸。并建立各级自卫队，在战斗中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决死二总队很快扩编为“纵队”。1938 年春，这支抗日武装已发展到两万余人。

山西新军（指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决死一、二、三、四纵队和政卫旅、工卫旅、暂一师等人民抗日武装）的迅速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严重不安。1939 年 3 月 25 日，阎锡山召开了会期长达 3 个月的“秋林会议”，公开叫嚷反共，秘密策划瓦解“牺盟会”和新军的阴谋。“秋林会议”后，阎锡山为削弱新军力量，调韩钧离开决死二纵队，到吉县“军官训练团”任指导员。后又把他强留在秋林（阎锡山大本营驻地），并指使披着牺盟总部负责人外衣的特务头子梁化之监视他，软化他。但韩钧不为所动。他一方面团结牺盟总会干部，开展反顽斗争，粉碎了阎锡山亲信黄介、张亦山夺取牺盟总会和政治部领导权的阴谋：一方面为牺盟会主办的《黄河战旗》、《牺牲救国》等刊物撰文，先后发表《牺牲救国有真假》、《怎样继续巩固与壮大新军》、《青年抗敌决死第二纵队二年来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提纲》、《牺盟会、决死队、新军是不可分的统一体》等文章，揭露顽固派的反动阴谋，鼓励革命同志加强团结，开展对敌斗争。

10 月 29 日，阎锡山为进一步策划反共、反牺盟阴谋，在秋林召开“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为防止突然事变，新军各部主要领导，除羁留秋林的韩钧以外，都未参加会议。韩钧身负党的重托，在这次顽固派全力攻击诬蔑新军的会议上，与牺盟总部地下党员团结战斗，亲手起草了“反顽决议案”，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气焰。会后，阎锡山看软化韩钧没有希望，曾忧虑地说：“韩钧这个人，杀了可惜，留着是后患。”遂起了杀害韩钧之心。

不久，韩钧掌握了阎锡山与日寇秘密来往的情况，确认阎、日已经合流，形势更加危急。于是，他决心冲出虎穴，返回二纵队驻地去迎接面临的殊死战斗。

可是，韩钧连找阎锡山、梁化之多次，请求“返防”，都未获准。直到 11 月 26 日，韩钧突然接到梁化之电话，约他去“谈工作”，韩钧趁便提出要回河南老家探亲，顺路到防地看看。梁化之一反常态，爽快地答应下来，并热情地拉他到地图前，给他指画返防路线，关心地说道：“现在顽军到处抓人、搞暗杀，你必须走大路，千万不能走小路。”

原来，阎锡山已决计消灭新军，并准备首先拿决死二纵队开刀，行动之前要先除掉韩钧这员骁勇善战、桀骜不驯的战将。但他考虑到韩钧是牺盟会和决死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秋林直接杀害震动太大，于是就让梁化之有意放走韩钧，密令沿路顽军拦截杀害。但是梁化之的“热心”，引起了韩钧的警觉。韩钧告诉梁化之“第二天动身”，但当天下午他就暗中告别了牺盟会总部战友，于傍晚带了几名警卫员，纵马向东，抢渡黄河，日夜兼程，抄小路回到决死二纵队。并当即电告梁化之“安抵驻地”。梁化之截杀未成，接到电报，拿给阎锡山看，阎锡山气急败坏，把梁化之狠狠地骂了一顿。

韩钧回到驻地，就向部队报告了十万火急的形势，力主不能等着挨打，要先发制人。他命令把旅、团以下所有阎锡山派来的旧军官 200 余人集中起来，采取断然措施，纯洁了部队，稳定了内部。紧接着制订了应变计划，严阵以待。

阎锡山恼羞成怒，一面命令其顽军头目陈长捷、王靖国等挑起与新军更大规模的军事摩擦，一面又亲自出马为决死二纵队设置了秘密陷阱。

12 月 1 日，阎锡山假借实施对日“冬季攻势”为名，命令韩钧率二纵队为“第一线”，务于 5 日准时向同浦路日军破击，而把陈长捷、王靖国诸部顽军作为“第二线”布置在二纵队背后。这样，所谓“冬季攻势”一开始，日、伪、顽两面夹击，就可以一举吃掉决死二纵队。

事实上，并未等到 5 日，顽军对决死队的进攻就已全面开始。这时，在晋西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陈士榘支队主动出击，与二纵队协同作战，严厉打击了来犯之敌。6 日，二纵与陈支队联合组成“抗日拥阎总指挥部”（因为当时阎锡山尚未公开降日，中共晋西区委决定暂不放弃“拥阎”口号），由韩钧担任前敌总指挥。7 日，韩钧以个人名义给阎锡山打电报说：“王、陈二贼欺我太甚，我不能不实行自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严厉拒绝执行所谓“冬季攻势”命令，坚决反击顽军。阎锡山接到电报，趁机宣称“韩钧叛变”，二纵队是“叛军”，明令“讨伐”，调集 5 个军的兵力包围二纵队，同时对新军各部开始全面进攻。这就是抗战时期有名的“晋西事变”，是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候，“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陈支队在日、伪、顽军的夹击下，血战半月，勇挫来犯之敌，自己也已弹药奇缺，粮食殆尽，加上地面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处境十分艰险。“总指挥部”电请中共中央准许，决定迅速跳出包围圈。韩钧作为前敌指挥，率军翻越吕梁山，进入中阳县境，重创敌军。然后折转北上，一路破关夺路，粉碎敌人围追堵截，于 12 月 27 日夜突破汾阳至军渡的公路，跋涉数百公里，最后到达晋西北。1940 年 1 月，在中共中央军委首长滕代远统一指挥下，参加临县战役，彻底摧垮赵承绶、郭宗汾所部顽军，与兄弟部队胜利会师于临县县城。至此，新军完全脱离了与阎锡山的关系，决死二纵队归属八路军一二〇师建制。

1940 年春、夏间，韩钧领导决死二纵队边整军、边参加反扫荡。8 月 20 日至 10 月 10 日，在交城、汾阳一线参加“百团大战”。11 月，晋西北军区成立，韩钧担任决死二纵队司令员、党委书记，兼任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在打退日寇“冬季大扫荡”之后，奉中共中央之命到延安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3 年 6 月，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成立，韩钧担任秘书长，协助贺龙司令员工作。

1944 年 5 月，豫西沦陷以后，中共中央为开辟河南敌占区工作，在延安成立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韩钧为区党委委员。11 月，中央决定派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和韩钧率领干部队到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出发前，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他们，鼓励他们到豫西“一定要和群众打成一片”。

年底，韩钧和刘子久率领干部队和六支队回到了故乡，与先行来到新安的太岳军区刘聚奎部会师，并迅速向渑池、陕县、宜阳、洛宁进军，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使之龟缩于城镇据点，不敢出头。接着，消灭了一些不事抗日，专门扰害百姓的土顽，收编了几股愿意抗日的地方实力，很快打开了豫西抗战局面。1945 年 1 月底，中共豫西二地委、豫西二军分区、二专署成立，韩钧任地委委员，兼军分区司令员。这时，各县、区人民抗日政权也先后建立，东起新安，西至观音堂一段铁路，被人民抗日武装所控制，有力地牵制了日寇的西进。

5 月 26 日发生“豫西事变”。原收编的渑池上官子平部，乘八路军主力外出剿匪之机，率先叛变，残杀留守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干部数十人，接着陕县、洛宁相继发生叛乱，根据地的工作受到严重挫折。事变发生之前，曾有干部群众向地委和分区领导反映上官的异常动向，但领导未予重视，没有采取防范措施，以致造成重大损失。事变发生之后，韩钧迅速调回主力，在陕县、渑池、洛宁等地与叛军日夜苦战，屡战屡胜，很快稳定了根据地局势。

“八一五”抗战胜利以后，豫西根据地奉中共中央命令作战略转移。9 月，韩钧率部由新安北渡黄河。不久太岳“河防支队”成立，韩钧担任支队司令员。1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岳四纵队成立，韩钧担任纵队副司令员。

1946 年 1 月，国共两党签署了“停战协定”，规定 1 月 13 日全国实现停火。这天，韩钧正率部对困守在曲沃城里的阎军发起总攻，先头部队已经攻进外围。停火后，阎锡山守军提出无理要求，要围城部队全线后撤，并让出一条供阎军出入的通道。在这种情况下，韩钧率领谈判小组进曲沃城，与阎锡山守城部队谈判。按规定，参加谈判人员不许携带武器，可是警卫员们暗暗在自己的棉衣下系了一腰手榴弹，全部打开了保险盖，把引线结在一起，以备万一敌人加害时与敌人拼命。曲沃有两道城墙，城墙上都悬挂着一排排地雷，城门被屯死了，只有顺着梯子往上爬。城上敌人刀枪并举，戒备森严。韩钧率领谈判小组在敌人的枪口下，沿着梯子翻过一道城墙，又翻过一道城墙，进到内城。城内从城门里通向敌司令部的大道两旁，排列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个个端枪上刀；近处民房的房顶全被拆去，上面平铺着门板和木料，架着机枪，枪口对着马路，如临大敌。就这样，韩钧他们迎着枪林刀丛，昂然走进敌司令部。在谈判桌上，韩钧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使人民解放军围城部队未后退一步，维护了人民解放军在对峙中的原有优势，保证了未来战斗的胜利。

此后，韩钧担任“军调处”临汾执行小组的共方代表，带领工作小组住在被国民党盘踞的临汾，在和谈桌上，与美、蒋、阎的代表进行着特殊的战斗。

7 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大规模内战爆发，韩钧奉命回到部队，协助陈赓指挥战斗，粉碎了蒋、阎军对晋东南地区的疯狂进攻。

1947 年 8 月 22 日，四纵队奉命向河南进军。23 日拂晓，韩钧率部从垣曲李河口抢渡黄河，突破敌人河防阵地，与陈赓一道，挥军南指，攻至洛阳近郊。接着，沿陇海铁路向西破击，连克豫西各县，直叩潼关，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的大反攻。继而回师东进，转战豫西南，策应活跃在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年底，四纵队成立后方司令部，韩钧任司令员，兼党委书记，负责筹建河南军区。1948 年春，韩钧参加两次解放洛阳战役。5 月，因病到石家庄休养。12 月，随叶剑英到平津战役前线，在北平西山指挥作战。不久，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

北平和平解放后，韩钧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市委秘书长兼军管会秘书长，为接受改造旧北平日夜工作。终因疲劳过度，宿疾复发，于 1949 年 3 月 23 日逝世，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时年 37 岁。

中共北京市委在韩钧墓碑的铭文中称赞韩钧：“自参加革命以来，历经法庭、监狱和战场的考验，一直是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贞而优秀的战士。”

附：《韩钧传略》序 　薄一波 本文为原山西“牺盟会”和决死三纵队领导人、前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为张光等人所著《韩钧传略》写的序文。（原文载《人民日报》1989 年 3 月 30 日六版）

正当解放战争胜利前夕，韩钧同志不幸英年早逝，当时他只有 37 岁。40 年过去了，去年仲夏，韩钧同志的妻子张光和一些战友撰写了这本传略，以兹缅怀并要我作序。

我是 1932 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结识韩钧同志的，他在参加“八一”游行示威时被捕转入草岚子监狱。在狱中，韩钧同志立场坚定，和狱中“政治犯”一起与反动派英勇斗争，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英语、世界语。在监狱的艰危环境下他由共青团员，转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5 年春天，由于南京“政训处”派宪兵第三团分别伪装成法官和政治犯打入草岚子监狱，发现了狱中有我党支部，使狱中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白色恐怖。1935 年春，把包括韩钧同志在内的 12 名政治犯判处死刑。在这场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前，韩钧同志和其他 11 名同志毫不动摇，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后因“何梅协定”签订，国民党势力南迁，宪兵第三团也仓皇逃遁，这 12 位同志才幸免于难。

1936 年 10 月，党组织把我们 50 多名在草岚子监狱的同志营救出狱，韩钧同志和我一起到山西工作。抗战爆发后，阎锡山接受共产党人和山西新派的建议，成立“青年抗敌决死队”，韩钧同志受命担任决死二纵队的领导工作。在国民党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1939 年 11 月底，阎锡山命令二纵队向同蒲铁路线日军驻地进攻，同时又让顽军紧跟背后，企图与日军两头夹击，一举消灭这支抗日革命力量。韩钧同志识破了这一阴谋，拒绝执行并电告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阎诬二纵队为“叛军”，韩钧为“叛逆”，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最大的进攻，即为历史上的“十二月政变”。在这一事件中，韩钧同志以机智和勇敢，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卫了革命军队，保卫了党的力量。但他未经党组织讨论，也未向上级组织请示，即以个人名义发电，授人以柄，这是他过于急躁，不够沉着老练之处。现在想来，一位 27 岁的年轻将领，事急路遥，在敌人的进攻面前能采取坚决反击的方针，主流是正确的。

1944 年底，党派韩钧同志去河南开展工作。1945 年 1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谢兵团组成，韩钧同志任副司令员。北平解放后，韩钧同志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市委秘书长兼市军管会秘书长。1949 年 3 月 23 日，正当开国之初，韩钧同志可施展才华更好地为党为国报效之际却与我们长辞了。40 年来，每念及深为惋惜。

韩钧同志的一生，历经法庭、监狱和战场的考验，他坚定坦诚，机敏果敢，热情干练，在军事和政治工作方面都很有才能，为党和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但金无足赤，韩钧同志个性骄傲急躁，也给工作带来过失误。虽然韩钧同志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仍不失为我们的一位好同志。在他去世 40 周年之际，出版这本小册子，寄托战友和后人对他的哀思是很有意义的。

傅东岱

傅东岱（1916 ～ 1940）　原名傅尚普，仓头乡云水村人，幼年在本村上小学，后转入县城高小读书。1932 年考入开封黎明中学，1935 年考取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名列榜首。

傅东岱早在开封黎明中学时，就开始阅读马克思著作和新兴社会科学图书，并对左翼文学作品怀有浓厚兴趣。百泉乡师，地处豫、晋两省交界的山区，穷学生多，思想活跃，抗日救亡运动异常高涨。傅东岱进百泉乡师后，即与赵文甫、吕英、穆欣等发起组织了“新垦文艺社”，创办《新垦》文艺副刊和《海星》月刊，以文艺为武器，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该社还组织读书活动，阅读鲁迅、茅盾等人的著作以及其它进步书刊，并组织宣传队，演话剧，唱革命歌曲，出壁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傅东岱不但能诗善文，是该社两个文艺刊物的主编成员，还会演剧唱歌，成为当时抗日宣传活动中的佼佼者。

1936 年 12 月，傅东岱寒假返里，在新安积极组织救亡宣传活动，筹备组织“新安县教育救国促进会”，并为该组织起草了章程草案。1937 年暑假，傅东岱又回新安，与郭升允、张金翼、郭子郁、范人瑞、林彬等召集会议，正式成立了“新安县教育救国促进会”（后改名为“教育救国协进会”），由郭升允、傅东岱任主任，林彬、范人瑞任副主任，会员达百余人。11 月，日寇攻占石家庄，百泉乡师南迁汝南，傅东岱毅然返回故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回到新安后，在县城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上街讲演，贴标语，散传单，办壁报，唱歌曲，演话剧（如《血洒卢沟桥》、《汉奸的下场》、《放下你的鞭子》、《酒楼上》等），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动员。他在宣传队里，既是领导，又是编导，还当演员，充分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

年底，傅东岱等一批进步青年决定赴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投身杀敌战场。他们先派张继远（张范）到山西联系，找到韩钧，领取了决死二纵队司令部的护照，寄给傅东岱。傅即联络 30 余人，于 1938 年 1 月第一批到达山西赵城县好义村，加入了牺盟会与决死二纵队随营学校。短期学习之后，傅东岱被分配在牺盟会洪赵中心宣传部，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并曾担任吕梁剧社业务指导。这期间，他刻苦学习，进行创作，自己作词谱曲，写下了《吕梁山决死队队歌》、《山西农民救国会会歌》、《游击小组歌》等抗日歌曲。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 年冬，傅东岱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1940 年 3 月，与革命音乐家冼星海合作，由他写词，冼星海谱曲，写下了多乐章结构的《牺盟大合唱》。4 月初，他带着《牺盟大合唱》的全部手抄稿回到山西兴县，由吕梁剧社排练，参加晋西区党委组织的“红五月”文艺调演。与此同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也上演了这个节目。在陕北和山西抗日战场上，《牺盟大合唱》曾经是一首广泛流行的激励军民抗日的战歌。

1940 年五、六月间，傅东岱被晋绥公安局以所谓“国民党特务”、“托派”等问题处死。时年 24 岁。

1985 年 7 月，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山西省公安厅，在反复查证的基础上，报请中央组织部、中央公安部同意，做出了《关于对傅东岱同志一案的复查平反结论》，指出“他是一位思想活跃、积极进取、坚决抗日、富有才华的革命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员。1940 年以‘国民党特务’、‘托派’等问题处决，是一起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至此，傅东岱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黄健

黄健（1916 ～ 1943）　原名俊，又名开，新安县城人。小学毕业后，曾先后在洛阳读初中，开封读高中。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正在开封就读的黄健与广大爱国学生一道冲破反动派设置的种种障碍，积极参加了开封市各学校联合组织的抗日游行大示威。是年冬，日寇迫近黄河，开封吃紧，学校停办，黄健返回新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 年 1 月，他辞别父母妻儿，与张金翼、胡健、刘少力等人到山西赵城县，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二纵队。2 月，由洪赵中心区分配到隰县义泉区（二区）担任牺盟会工作员兼自卫队队长。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十二月事变”中，黄健率领二区干部和自卫队随同决死二纵队，转战至晋西北。

1940 年初，黄健奉命到左右凉县从事根据地基层建政工作，先后担任左右凉县农会秘书、右玉县抗联主任。1942 年调任五分区农会秘书。左右凉县处晋西北边远地带，群山连绵，交通不便，是山西、内蒙最穷的地方，但这里却是晋绥边区通往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必经之路，又是西雁北、绥南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黄健到这里以后，因水土不服，经常闹病，但他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常年深入在农民群众之中，与广大干群同吃、同住、同劳动，患难与共，深得群众信赖。他在这里艰苦斗争 3 年，为右玉东西两山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3 年 1 月，黄健奉命到大左担任武工队指导员。这一年，由于日寇的连续扫荡和叛徒的出卖，农村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西雁北根据地进入最艰苦的斗争阶段。黄健肩负党的重托，带领大左武工队在大同近郊和云岗、新高山、左云至丰镇之间坚持斗争。这时，当地出现一股由内蒙流窜过来的土匪，冒充八路军，到处敲诈勒索群众，无恶不作。黄健经过周密细致的侦察，率领武工队一举消灭了这股土匪，并以武工队的名义布告乡里，武工队很快在群众中扎下了根。他们经常穿梭在敌人的“格子网”内，发动群众打击敌人。一次，黄健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上级决定他回右玉东山根据地养伤，他坚决不肯，说：“我只要有口气，就不离开这里。”在就地养伤期间，他还抓紧时间作群众工作，未及痊愈，就又拖着虚弱的身体投入了战斗。

8 月初，大同日军指挥部集中了 15 个据点的 900 多名日伪军，对大左武工队活动的地区进行清乡扫荡。黄健为保存实力，把武工队拉到凉城二区深山里，化整为零，与敌人周旋。在一次战斗中，黄健和 6 名武工队员被几百名日伪军包围在一条大沟里。面对疯狂的敌人，黄健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掩护战士们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而他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 27 岁。敌人撤走后，战友们和当地群众把他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每逢清明时节，前去扫墓的人络绎不绝。1949 年 10 月，中共晋西北中心地委，追认黄健为革命烈士。

王祥生

王祥生（1919 ～ 1946）　正村乡中岳村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县委交通员，是中岳地区第一批农民党员之一。

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中岳组建了一个“农民消费合作社”。这个合作商店，既是地下交通的联络点，又要为革命筹集资金。王祥生受党的重托，负责经管这个商店。他常以合作社经办人的身份，往来于洛阳、新安、横水、中岳之间，接送党的干部，传递书报文件，沟通上下联系，为党作了许多工作。

王祥生经管合作社大公无私，严于律己。他对家人说：“合作社是乡亲们集资办的，咱要公私分明，取信乡亲。”教育家人，买东西宁可到 18 里外的横水镇，也不在自己经办的合作商店里买。

1940 年春，王祥生与毛国庆到洛阳办货，货主误将一麻袋冰糖当白矾发给，他们也误作白矾运回，合作商店因此得了一笔意外的收入。他们同时还低价购进了一批杉木板，出售之后也获利颇厚。办事人员觉得这两项属于额外收入，要求私分。王祥生坚持不肯，劝说大家将这些钱向集资入股的群众公布，因而深为乡亲们所信赖。

1941 年五、六月间，王祥生根据党的指示转移到陕北，被分配到边区贸易处工作。他经常带领工作人员，赶着骡马，运送土产到蒋管区边沿集镇换买百货，以应边区军民的急需。

1945 年，王祥生随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张维贞从延安到东北解放区参加政权建设。第二年，受党组织委派，带领干部队去接收、改造一股受编土匪武装，后因这股土匪叛变，王祥生等不幸遇难。时年 27 岁。

刘祥熙

刘祥熙（1919 ～ 1947）　又名衡山，城关镇刘村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937 年前后在县中读书时就投身革命，热心宣传抗日。1938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刘村发展党组织，迅速组建了刘村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1939 年 4 月，刘祥熙等 4 名青年由中共新安县委介绍，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扣留，关押在咸阳。不久，他们乘隙逃出，至渑池八路军兵站，又由渑池转赴山西长治，进“抗大”一分校学习。9 月，被分配到壶关县任县委秘书，后调往冀、鲁、豫边区工作。

1942 年，刘祥熙担任杞（县）通（许）边区分会主任，领导民众开展抗日斗争。

1946 年，刘祥熙奉调到杞县担任县大队副政委。在革命与反革命最后决战的时刻，他率领县大队与敌人反复较量，为迎接解放进行了出生入死的战斗。1947 年 4 月末（农历三月初八日），在傅集镇沟湾李村与敌交警队发生激战，刘祥熙壮烈牺牲，由人民群众把他安葬在后常村的二郎庙。时年 28 岁。

柳爱 贾瑞麟

柳爱（1899 ～ 1947）　女，本籍石寺镇谷堆村南沟，出身贫苦，17 岁嫁曹村乡圪塔村贾瑞麟为妻。

贾瑞麟（1897 ～ 1947）　出身佃户，父母早丧，为人忠厚老实，勤劳为本。

夫妻婚后，勤俭持家，特别是柳爱，家务、农活，全部拿得起放得下。经过几年辛苦，置下薄田、耕牛，家景渐渐好转。曾生一子，娶妻樊氏，抗战时期，外出投军，杳无音讯。后，儿媳改嫁，老两口又收养一子，一家三口，相依为命。

柳爱生性豪爽耿直，有胆有识，素具“男子汉”气概。她怜贫惜孤，周济过往穷人乞丐，不惜家财；而对富豪劣绅，则视若寇仇。村中恶少，欺贾家单门独户，势孤力薄，常有上门寻衅滋事者，全赖柳爱鼎门立户，周旋应付。

1947 年 8 月，新安解放，二区人民政府派赵平率武装工作队到圪塔村开辟工作。柳爱夫妻积极参加农会，斗争恶霸地主。不久，国民党反扑，打起了“拉锯战”。当时，圪塔村南山上是国民党的壮丁队，村北后山上是解放区所属人民武装，两军对垒，直线不过 3 里之遥，圪塔村夹在中间，双方你来我往，枪声不断，墙头上标语，一日数换，斗争形势十分复杂。贾家住在村后山根处，是二区人民政府武装工作队的秘密联络点，柳爱随时收集村上恶霸地主的活动情况，为区人民政府通风报信。每当区委领导或武工队员落脚贾家，柳爱总是尽家里好吃的招待他们，还常把队员们的衣服留下缝补浆洗。有时甚至不避风险上后山为武工队送饭，递情报。

一天，有位掉队战士来到圪塔村，南山壮丁队闻讯下山，封锁全村，进行搜扑。柳爱很快把这位战士引到家里，藏进地窖内。壮丁队几次上门逼问，都被柳爱机警地打发走了。这位战士在贾家避了四、五天，老两口为他端吃端喝，直到壮丁队离村，才安全转移。

柳爱的行动，引起了村中阶级敌人的注意。几个恶霸秘密跑到南山上向刘黄乡壮丁大队长吴国桢报告说：“圪塔上坡老贾婆（指柳爱）家，是窝藏‘八路’的老窝，是共产党的耳目，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吴国桢当即密令暗中监视柳爱夫妇。一天，二区武工队负责人赵平来到贾家，劝他们夫妻到亲戚家避避风，柳爱回答说：“没事儿，我们是这村老门老户，他们不会把俺老两口咋着，要紧的是你们这些人要格外小心才是。”

不料，两天后，即 1947 年 12 月 19 日（农历十一月初八）夜，天下着雪，吴国桢派其分队长王景元率壮丁包围了圪塔村，抓走了柳爱夫妇。第二天早晨，人们在村东南畛河滩地上发现了他们夫妇的遗体。柳爱身中数弹，遗体周围雪地上血迹斑斑，留下了大片的搏斗痕迹。

当日，柳爱夫妇养子返回原家，家产也被洗劫一空。

牺牲时，柳爱 48 岁，贾瑞麟 50 岁。

高军

高军（1922 ～ 1948）　石井乡三王庄人，出身于富农家庭。

1939 年县中毕业，赴山西参加青年抗敌决死二纵队，在一九六旅旅部任民运队（干校性质）副分队长。“晋西事变”爆发后，被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当通讯员。在历时月余的反顽战斗中，他不怕严寒和饥饿，站岗放哨，任劳任怨，经受了一次次严峻考验，成为一名坚强的抗日战士，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 年初，高军被调到支队司令部，先后担任警卫员和支队部机要科译电员。后来，晋西支队奉令往山东进发，高军因病未能东进，留在临汾地区工作。

1944 年 5 月，豫西沦陷。为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太岳军区准备派部队过黄河搞武装侦察。7 月 19 日，高军和曹萍、韩大正 3 人受命暗渡黄河，以做生意为掩护潜入家乡新安，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高军以民族大义说服其叔父高星五（国民党河防支队长），为八路军让开黄河渡口。9 月，太岳军区五十九团两个连，在团长张春生、总支部书记李德俊带领下，顺利渡过黄河到新安进行武装侦察。高军随部队转战邙山南北，并经常到四乡联络，沟通部队和地下党的联系，为此次武装侦察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4 年冬，刘聚奎、韩钧先后率部队来到新安、渑池一带，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高军随军回新安，奉命组建二区抗日民主政府，并担任区长。当时，二区辖甘泉、刘黄、寺村 3 个乡，甘泉、刘黄两乡由国民党的乡长执事，寺村乡已被日伪控制，建立了伪维持会。高军仔细分析了情况，决定先从甘泉乡下手打开局面。随军干部韩汝霖过去曾与甘泉乡乡长李本华有过来往。经过周密侦察后，高军先派韩汝霖只身闯到田岭李本华住处，稳住李本华，随后他亲自率领武装工作队包围田岭村，缴了李本华部下的枪，并把李带到甘泉，命令他出面召集各保保长来甘泉开会。高军在会上讲抗日形势，宣布成立二区抗日民主政府，那些保长不得不俯首听命，交出了枪支和印章。这样一来，刘黄乡乡长王崇之大为震动，就主动到二区抗日政府报到，表示愿意服从抗日民主政府领导接着，高军带着区干队，在八路军五十九团一个连的配合下，攻打寺村寨，摧垮日伪维持会，维持会长李五美率部投降。至此，二区抗日民主政府完全控制了所辖区域，成为北山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

1945 年春，高军调任中共新安县委宣传部长。9 月，随部队转移回太岳区。

1947 年 8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兵团挺进豫西，新安、宜阳相继解放，高军被任命为中共宜北县委常委，兼三区区委书记。第二年夏天，潜逃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勾结地方土匪残余势力，乘民主政府搞夏征之机，造谣惑众，煽动庙道暴动，妄图推翻民主政权。他们经过密谋策划，于 6 月 23 日夜，分两路袭击石陵镇。当时，石陵镇住着三区副区长宋启民等 7 名工作人员和一个野战民兵排 30 余人、区干队 14 人。区委书记高军一行 5 人来检查工作，也住在这里。匪徒们包围石陵后，由内线指引，很快摸掉了民兵岗哨，闯进镇内，包围了野战民兵排。野战民兵排的战士惊起之后，和匪徒们夺枪拼杀，连续突围，结果只冲出 10 人，其余 20 余人壮烈牺牲。高军等区委领导干部和部分战士，住在东街一家地主院内。敌人包围之后，向院内密集射击，并不断扔手榴弹，卫生员、炊事员先后牺牲，情势十分险恶。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高军一面镇定地指挥战斗，一面告诫大家要防止内部叛变，命令全体干部、战士：做好在院内和敌人拼死的精神准备，争取坚持到天亮，等待县大队来营救。当时，大院被敌人层层包围，前后门全被堵死。他们坚守在三间过厅里，监视着前后门，阻击匪徒们向院内突击。在密集的枪射和手榴弹的连续爆炸声中，虽不断有人牺牲，但他们坚守在房内，不让敌人前进一步。直到天亮，敌人已云集大院周围，并且从侧面爬上房顶，掀开瓦往房内投手榴弹，房内再无法存身，高军即率仅剩下的几名战士，集中火力，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大院，在街巷中往西门冲杀，最后英勇牺牲于西寨门里。

石陵暴乱，匪徒得手之后十分嚣张，蒙蔽和裹胁了不少群众，一时凑集有七、八百人，盘踞在甘棠寨上。为了平定这次叛乱，洛阳军分区调解放军主力部队，配合新安独立团、孟津、宜北县大队共 2000 余人，在分区司令员郭庆祥的统一指挥下，围剿甘棠寨，仅用 4 个小时，攻克甘棠寨，把叛匪全部歼灭。

高军牺牲时年仅 26 岁。叛乱平定后，人民政府把烈士灵柩迎回新安，安葬在他的故乡。1985 年迁新安县烈士陵园。

高岑

高岑（1913 ～ 1948）　北冶乡核桃园村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3 岁丧母，赖祖母养大成人。他少年有志，读书用功，靠其岳父家资助，1933 年考入县中，学习 2 年，因学费不资辍学，还家后与怀氏结婚。

1936 年，高岑在滩子沟小学教书，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岑教书认真，关心学生，常对学生说：“富而不仁可耻，贫而无志不荣。”入党后，他更以“生为工农大众，死为革命尽忠”来教育学生。

1942 年，高岑到北冶高小，先后担任教师和校长，秘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第二年秋，他与延安革命同志的通信，被学生杨某等人截获，向国民党驻军三十六集团军某团政训室告密，因而被捕。高岑在三十六集团军司令部关押年余，后转押洛阳劳动营两年，取保释放。回家后，仍当教员，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1947 年秋，国民党军队到县北扫荡，有骑兵百余夜宿甘泉岭。高岑避身到山上铁矿洞中。敌人侦知后，即点火熏烟，迫使高岑出洞。高岑在洞中忍受着烟熏火燎，坚持到傍晚。最后敌人以伤害其亲族相威胁，高岑怕殃及家人，出洞被捕。

高岑被押到县城监狱，坚贞不屈。1948 年 2 月 22 日，被活埋在后寺坡，时年 34 岁。1952 年由其妻、女迎葬祖茔。

许金台

许金台（1922 ～ 1949）　又名许泰，新闻工作者，烈士。城关人，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

1943 年毕业于洛阳师范（抗战时期，迁在卢氏），曾在偃师当过税务员。不久回新安，和中共新安县地下党取得联系，在党的领导下以税务员为掩护职业，从事秘密抗日工作。

1944 年 12 月，许金台从一个在日伪混事的表弟口中得知，日军驻铁门的竹村大佐将率“讨伐队”到北山抗日根据地扫荡，他立刻往古村地下党联络站送信。古村联络站当即把消息转送到刘岭、胡岭八路军驻地。结果，竹村大佐的“讨伐队”在刘岭、胡岭扑了空，到高庄一带遭到八路军的伏击，惨败而回。

抗战胜利后，许金台曾到开封，在具有进步倾向的《中国时报》社任校对。1947 年开封解放前夕，《中国时报》被国民党查封，许金台回新安，在磁涧教书。

1948 年 4 月洛阳第二次解放，《新洛阳报》创刊，许金台到报社工作。当时报社初建，人员少，工作繁重，许金台工作任劳任怨，校对员、记录员什么都干。他还经常下乡采访，发表了不少反映农民当家作主的新闻消息和特写。

1949 年 3 月，洛阳二区姚洼乡人民民主政府成立，许金台深入现场，参加庆祝会，并与翻身农民一道游行了一整天，写下了激动人心的特写《农民当家第一日》，热情记录了翻身农民庆祝自己当家作主的狂欢场面，大大鼓舞了洛阳人民。就在这月 30 日，许金台到洛阳二区海资村采访，夜里村中反动庙道暴动，残杀工作队干部。许金台住室也同时被包围，他持枪反击，弹尽之后，跳上房梁，把房顶掀开一个窟窿，揭下瓦片与敌人对打。当他在梁上受伤后，匪徒们疯狂地扑进房里，嚎叫着：“共产党的舌头，打死他！”接着，十几根长矛向许金台乱刺，金台终于从房梁上摔下来，被匪徒们用刀矛残害。时年 27 岁。

4 月 3 日，《新洛阳报》社为烈士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并根据烈士生前遗愿，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王文长

王文长（1915 ～ 1980）　五头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上学。1932 年就读新安县师范时，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与邵文杰等进步学生组织“学术研究会”，并创办秘密刊物《中原》，热心宣传抗日，传播马列主义。

1933 年 4 月，由邵文杰介绍加入共青团，并与邵等组建县师共青团支部。7 月，到五头发展中共地下党组织，组建五头支部（据当事人回忆，新安早期地下党、团活动，界限未严格区分）。后任中共新安县特别支部执行委员。11 月中旬，因叛徒出卖，王文长、邵文杰、孙谨行等在毕业旅行途中，于开封同时被捕，押进豫鄂皖绥靖主任公署拘留所。在审问中，王文长等坚持抗争，最后以“危害民国，坚不承认”罪，被判处 12 年徒刑，先后监押在开封第一监狱、徐州陆军临时监狱和河南反省院。他们在狱中继续坚持斗争，秘密给难友讲《大众哲学》，宣传革命。1937 年 11 月，河南反省院“奉命裁撤”，国民党省政府以王文长等 8 名政治犯“拒不反省”为由，将其转押开封第一监狱。这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王文长等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写信，请求营救。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给他们写了亲笔回信，表示了党的关怀，正在设法营救。接着，王、邵等发动男监难友开展绝食斗争，并由王执笔向《新华日报》写信明志，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1938 年 2 月 27 日《新华日报》以《身在狱中，心在前线，政治犯绝食捐款助战》为题，报道了王文长等在监狱进行绝食斗争的事迹，报道说：“开封第一监狱政治犯王文长、邵文杰等 5 人，自本月 14 日起，绝食 3 日，将 3 日囚粮、菜金（每人每日 1 角，共 1.5 元）随函汇寄，嘱转前方，慰劳我们敬爱的英勇将士们，聊表对抗战的一片赤诚，对抗战着的武装同志们一点敬意。并谓：‘我们身在狱中，心在前线，不知何时才能参加神圣抗战，恳求社会人士早日促成’。”后经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交涉，王文长等终于在 1938 年 3 月初获释。他们出狱后，拒绝了国民党的利诱，很快找到了地下党，由组织安排他们回到新安。不久，王文长由李之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郭升允、邵文杰、李之放一起组成中共新安县委，并担任组织部长。

王文达

王文达(1915~1971) 又名王文道，字义亭，参加革命后，曾化名王白石、王进、王真，正村乡中岳村人。1937 年在县职业学校就学，为生活所迫，中途辍学。

1938 年春，王文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唱歌，演戏，非常活跃。夏，参加县师资训练班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训练班结束后，回到中岳小学任教，与地下党员路英华、侯警宇等组织中共中岳小学支部，开展地下革命活动，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

1939 年 2 月，王文达受中共新安县委派遣，到渑池十八集团军兵站参加党员训练班学习。10 月，担任中共新安县委组织部长，负责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为新安地下党的组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 年 6 月，王文达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接着到三边工作。1942 年调河南省委（在延安）秘书处，并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5 年 2 月随韩钧回到新安，在正村、白墙一带创建抗日政权，组织抗日武装，积极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日伪军。3 月 26 日凌晨，横水日伪据点千余敌人西犯，八路军六支队和黄河支队在北岳打伏击，激战到下午 4 时许，毙日寇 70 余人、伪军百余人。在这次战斗中，王文达率游击队积极参战，为开辟三、四区根据地打开了局面。三、四区区政府成立，王文达任三区区长兼区委书记。日本投降后，王文达随大军转到黄河北，先后担任济源县武委会政工部长、孟县武委会主任。

1947 年 7 月，解放大军横渡黄河，王文达带领工作队在陕州、灵宝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反匪反霸斗争。10 月，灵宝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地主武装与国民党军队勾结，包围工作队，大部分干部牺牲，王文达妻子王彬也惨遭杀害，王文达因在区委开会，幸免于难。不久，他随军到豫西南工作，曾任中共鲁南县古滩区委书记，中共叶县县委组织部长。 1949 年春，王文达奉调到郑州中原职业学校工作（该校后迁武汉，更名华中工人学校）。1950 年 2 月，调中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任审查调解科科长、副处长。次年，调中原建筑工程管理局任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1957 年后长期患病。1959 年任武汉东湖疗养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

1971 年因病逝世，终年 56 岁。

张乐

张乐(1909~1968) 又名张彬乐，县城东街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

1938 年 2 月，张乐投奔山西抗日战场，进民族大学，不久参加游击队对日作战，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 4 月，到决死三纵队九团任特派员.7 月任游击支队政委，8 月率部参加“百团大战”，破击白晋线，连续对日作战 50 天。接着，率领游击队在敌人“格子网”内袭击敌人，埋地雷，割电线，宣传喊话，开展政治攻势，有时把分化敌人的工作直做到敌人的据点内。第二年初，调太行三分区工作，先后任九团保卫科侦察组长、武工队政委。

1944 年 7 月，张乐到太行七分区皮定均支队任保卫科副科长。8 月，奉命南渡黄河，为皮定均部南下到桐柏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侦察道路。当他把主力部队送过洛河完成任务以后，经组织批准回家探亲，不幸被人告密，于县城北枣园村被捕。在往县城押解的路上，他抱着必死的决心沿路高呼：“中华民族决不会亡！中国人决不能为鬼子办事，大家组织起来，一致抗日，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在城关大街上，他依然沿街宣传，高呼“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县城大为轰动，乡亲们无不为他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所感动。

张乐被押在日伪军政部，经受多次审讯和严刑拷打，曾几度昏死，始终坚贞不屈。在牢房中，他向难友介绍陕北、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讲“百团大战”的战斗故事，继续宣传抗日，鼓励人们坚持同敌人斗争。后来，因为敌人拿不到证据，中共地下党组织又多方营救，支持其亲友到敌人内部活动，组织街坊邻居联名取保，他终于 1945 年 2 月获释出狱。

不久，中共地下党派人与张乐取得联系，通知他留在县城工作。他即以开饭铺为掩护，侦察敌伪活动情况，并开展对伪自卫团的分化工作。

日本投降后，张乐到阳城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出校后，到五十五师任保卫科科长。1947 年随解放大军再渡黄河，先后担任豫西军区和河南军区保卫科长、河南军区妇校副校长、洛阳军分区动员科长、卢氏县兵役局长、武装部长。1961 年，转业到上海船舶工业学校任校党委委员、副校长。

由于文化程度的局限，张乐搞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困难。但他服从组织分配，在学校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生活上艰苦朴素，不吸烟、不喝酒。他见到学生食堂有浪费粮食的现象，就把被抛掉的馒头收集起来，在学生集会上，痛陈粮食的可贵，指出浪费粮食就是犯罪行为，并当众含泪吃掉拾来的馍块。全校师生深受感动，迅速纠正了浪费粮食的现象。

1965 年，故乡城关修建何沟水库。张乐听说后，想到自己祖祖辈辈备受灾难之苦的过去，激动得彻夜合不上眼，当即和其妻董娥商量把仅有的 2000 元积蓄寄回家乡，支援水利建设。

“文化大革命”初期，张乐因当年被捕问题被打成“叛徒”，身体遭到非刑摧残，重伤致死，时年 59 岁。

“文化大革命”后，镇江船舶学院（原上海船舶工业学校）党委推翻了“文革”中强加在张乐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认定张乐被捕期间，“表现坚决，没有屈服、变节；出狱后一直坚持革命斗争，表现积极”，予以彻底平反。

李一民

李一民(1912~1981) 原名宏文，曾用名李剑萍、李斌、李毅民。西沃乡槐林村人，出身于富农家庭。1930 年考入河南省立第一高中，就学开封。1932 年结识中共地下党河南省委执委委员王伯阳，靠近了中国共产党。是年秋转北平弘达高中三年级，1933 年毕业，经北平大学学生李均介绍，到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干部学校。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北平考进朝阳大学法律系。1935 年“一二·九”运动中，他积极参加学生游行队伍，12 月 16 日在宣武门外，为营救被捕学生总代表，他冲在学生队伍最前列，与警察作面对面的斗争。

1936 年冬，因父亲被土匪绑架，李一民返家营救。第二年春，父亲惨遭杀害，李一民寻机报仇，终因孤掌难鸣，未能成功。

“七七”事变后，李一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 年 6 月经李之放、郭升允介绍赴延安进抗大，为第三期学员。一次，毛泽东主席到校作报告，李坐在最前面，报告结束后，李请毛主席签名留念。主席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回答叫“李毅民”，并写给毛主席看。主席说：“‘毅’字笔画太多，改成‘一’字行不行？”李答：“行，就照主席说的。”于是毛主席为他题字：“一民同志：奋斗！”从此，李毅民改名为“李一民”。

1939 年，他“抗大”毕业，被分配到晋西南决死二纵队政治部工作。“十二月事变”中，转晋东南。1940 年春，随杨献珍在武乡县举办决死队干部学校，不久又调灵石县工作。5 月，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俘虏，虽遭严刑审讯，终不低头。后设计逃出敌营，到太岳军区山西垣曲县，负责组织新来投奔抗日队伍的河南籍人的学习和训练。9 月，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45 年，李一民随军南渡黄河，任豫西抗日根据地二行署司法科长。上官子平叛乱后，渑池县长张君英遇难，李一民接任渑池县长，领导渑池人民配合二军分区主力部队痛击叛匪。后随军撤至黄河北，担任王屋县农委常委。

1947 年 8 月，豫西解放，李一民重任渑池县长。1948 年 2 月，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大举进攻豫西，渑池县政府迁往马跑泉，国民党军队由庙道分子引路，包围了县政府。激战中，县政委李仲民被俘，干部、战士牺牲 40 余人。李一民带领部分战士冲出重围，带着满身血痕撤过黄河。不久，重返渑池，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反匪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

1951 年被误定贪污，受到撤职、开除党籍处分，调河南省法院担任审判员。

1958 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桐柏县农村基层工作。后因反对虚报浮夸，被视为右倾分子，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屡遭揪斗。

1979 年始得彻底平反，并恢复了党籍。1981 年病逝。

安畏

安畏(1914~1985) 原名安国盈，仓头乡狂口村人，出身于中农家庭。幼读私塾，后转小学，1930~1932 年，先后在开封两河中学和明诚中学读初中。1933 年考入北平私立弘达高中，1936 年进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学习。

1937 年 7 月底北平沦陷，安畏与逃难学生一道经天津，取道山东，辗转到开封。路上，参加平津抗日流亡同学会，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1 月回到新安，参加抗敌后援会。1938 年初，日军逼临黄河，新安成立抗日河防大队，安畏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担任了河防大队政治指导员。7 月返回县城参加师资训练班，8 月受聘担任县中学语文教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 年春到晋东南潞城，由李一民介绍参加抗大一分校学习。8 月，被分配到决死二纵队，担任民运政治教员和干部训练队工作员。1940 年 5 月，参加抗大总校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相继在抗大总校、抗大六分校、豫西公校担任政治文化教员。1946 年 4 月，担任太岳军区《新华日报》记者，后到济源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1947 年 8 月新安解放，安畏担任一区区委书记，与孟韬、李播、陈景明等领导石井、峪里、西沃、仓头一带农民建立农会，组织武装“区干队”和民兵，进行反匪反霸斗争，同时大力组织群众，开展支援前线工作。并与孟韬、李玷、赵华南等领导民兵，多次粉碎国民党“清剿大队”和“还乡团”的反扑，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8 年 2 月，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率部援救洛阳，占领新安，国民党县长郭质组织“清剿大队”，纠集壮丁、庙道武装配合裴部正规军，向县北解放区进攻。解放区党、政机关奉命向黄河北转移，各地民兵与区干队积极组织阻击，为转移争取了时间。22 日，一区民兵在安畏、孟韬指挥下，于石井龙角坡、北坡、潭上、山头岭等地阻击敌人之后，傍晚撤退到黄河南岸的莲花寨。23 日，一区民兵利用有利地形，打退敌人 4 次冲锋，安全转移到黄河北岸。当晚，国民党军队受到李之放、韩大正等率领的县武装大队的袭击，撤回新安县城。不久，裴昌会部西撤，县党、政机关返回新安。8 月，安畏调任中共新安县委宣传部长、副书记。

1950 年 7 月，安畏奉调离开新安，担任中共洛阳县委宣传部长、副书记。1953 年 6 月后，相继在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和省委书记处办公室工作。1956 年 6 月奉调到豫北，先后担任过中共鹤壁市委委员、宣传部长，中共安阳河水库委员会副书记，安阳地区科委副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后，担任安阳市卫生局副局长。1985 年 3 月因病去世，终年 71 岁。

王化英

王化英(1928~1985) 乳名小山，本县曹村乡马尾岭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仅读过四年小学，后因家贫辍学务农。

1945 年，王化英进“抗大”七分校学习，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太岳四分区司令部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在晋冀鲁豫军区八纵队二十四旅和六〇军一八〇师司令部任作战参谋，相继参加了济孟、运城、临汾、晋中、太原、扶眉、秦岭、四川诸战役，三次被评为全师“人民功臣”。

1950 年，王化英任一八 ○ 师（兼四川眉山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1951 年春，随所在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5 月 16 日，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发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溃敌两个师，歼敌 1.7 万人。王化英所在师在此次作战中担任穿插任务，直捣三八线以南敌后。5 月 20 日战场形势发生变化，王化英所在师奉命掩护全军撤退，被反扑的美军 4 个机械化师包围在北汉江畔春川附近的山沟里。敌军凭着坦克和飞机的优势，狂轰滥炸，阵地变为一片焦土。师指挥所电台全被炸毁，部队与上级联系彻底中断。5 月 26 日，全师弹尽粮绝，开始分散突围。王化英在突围途中手指被打断，腰部受重伤，匿身在山隙间昏死过去，落入敌手。

王化英被俘后囚禁在釜山第三伤病战俘收容所。在这里，敌人为弄清他的身份，施行了残酷的肉刑，但王化英都咬紧牙关挺住，只回答自己叫“王小山”，是“战士”。敌人再三逼供，别无所获，又看他已经残废，才停止了对他的刑讯。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后，美国当局为了扣留中国战俘，指示台湾国民党特务到战俘营搞“策反”活动，企图胁迫战俘去台湾。战俘中个别败类分子甘当敌人帮凶，大打出手，残害同胞。王化英目睹同胞日夜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燃起满腔怒火，决心为保护同胞安全，争取早日回国奋起战斗。他首先和朝鲜战友取得联系，在难友中秘密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组织“中国人民爱国同乡会”，开展“反饥饿，争温饱；反虐待，争自由；反扣留，争回国”的公开斗争。1951 年 9 月 27 日，王化英领导第三收容所 700 多名伤员，为抗议敌人生活虐待，集体高唱爱国歌曲，绝食 1 天。10 月 1 日，他们为纪念祖国的国庆节，在营场升起了自制的五星红旗，集体绝食，向敌人示威。1952 年初，釜山各战俘收容所在王化英和郭北林的领导下，统一各战俘营的地下革命组织，王化英担任第二书记，对敌人开始了规模更大的抗暴斗争。

不久，王化英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开始对他进行残酷迫害，严寒天气，把他泡进水牢。但他坚贞不屈，保护了狱中抗暴组织。后，敌人把他移禁到巨济岛第七十二战俘集中营，用尽各种酷刑对他进行人身摧残，但始终没有摸清他的真实身份。4 月 8 日，美方为扣押中国战俘，进行所谓“甄别”分家，用屠杀和毒打来威胁战俘背叛祖国，去所谓“自由世界”。王化英坚决要求回国，舍命冲出敌人用屠刀和棍棒设置的关卡，被押进六 ○ 二回国集中营。7 月，又移禁到太平洋济州岛第八集中营。在这里，王化英继续领导难友对敌斗争，曾担任 6000 人的秘密抗暴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总委副书记，兼第八号营场分委书记。他以伤残之躯，亲自为难友上革命气节课，主持军事训练，准备武装暴动。祖国国庆节那天，他亲自主持八号营场升挂国旗，领导难友举行反虐待的绝食斗争。

1953 年 4 月中旬，朝鲜停战谈判双方议定交换战俘，囚禁在济州岛的 760 名志愿军伤病战俘转抵釜山，与在釜山的志愿军伤病战俘会合，王化英被推举为千余名回国人员的总代表，并担任“共产主义团结会”先遣总支副书记，领导回国伤病员在遣返途中的对敌斗争。临行前，他们为防止敌人杀害尚在囚禁的同胞，和揭露敌人在遣返途中的加害阴谋，集体绝食 3 天，向敌示威，充分显示了中华儿女患难与共，团结战斗的民族精神。

4 月 27 日，王化英与第一批遣返伤病员来到开城，结束了他 700 多天的牢狱生活，回到了亲人中间。他代表伤病战俘向志愿军首长，向祖国亲人，向朝鲜战友控诉了美军虐杀战俘的暴行，介绍了难友们团结战斗的英勇事迹，倾诉了对祖国对亲人的无限怀念之情。

1954 年冬，王化英身体康复之后，转业到本溪钢铁公司，担任本钢一钢厂机关党总支书记兼化验室副主任，他以惊人的毅力学完了文化基础课，掌握了技术管理业务，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58 年，王化英被选送到东北工学院学习深造，1960 年毕业后担任本溪钢铁学院副院长。1963 年调任本钢耐火材料厂代厂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戴上“叛徒”“走资派”的帽子，被清查，揪斗，下放当工人，插队到农村，历尽磨难，直到 1971 年才被调回本钢工作。1972 年改作设计管理，1977 年任本钢工程技术处副处长、处长。1983 年任本钢设计院院长。

1985 年 10 月，因劳致疾，突患脑出血逝世，终年 57 岁。

高延柳

高延柳(1892~1967)名登科，号延柳，石井乡三王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少读四书五经，后转学堂，毕业于省立洛阳第八中学。曾长期担任小学教员、校长，在乡村创办小学，开发山区教育。并积极参与社会革命活动，组织教育界同仁，团结进步青年与地方恶势力进行斗争。

1927 年，束清汶任新安县长，委任高延柳为县教育局长。他当时全身粗布短衣，经常走街串乡，推行新教学方法，检查教学情况，为推广新文化、普及现代科学奔走。他还领导教师、学生大力宣传妇女放足，打神像，破除迷信，有力地推动了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

1931 年春，高延柳创办新安县初级师范学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领导县师，联合其他学校师生，冲破国民党县政府的阻挠，到街头、四乡宣传抗日，报告“九一八”事变的经过，激励人们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不久，洛阳“四师”抗日宣传队来新安，高延柳积极支持，并组织师生大力配合，在县城大操场召开抗日群众大会，举行抗日大游行。又邀请朝鲜流亡爱国人士金在天到县师讲演，揭露日寇罪行，哭诉亡国痛苦，大大激发了爱国学生的斗志。

1932 年春，经韩钧介绍，高延柳聘请郑曼石（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李建仁（进步青年教师，后入党）来县师任教。在高延柳的掩护下，郑、李开展革命活动，进步学生邵文杰、王文长、张超等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这年秋，中共河南省委被破坏，郑曼石与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捕，并在开封遇难。当局借此包围县师，追查和逮捕进步学生。高延柳欲救不能，不久辞职。

1936 年，高延柳在刘黄创办师资训练班，为县北山区培养教师。接着到县中任教导主任。他思想进步，同情和拥护中国共产党，赞成和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中共新安县委信任他，常把一些内部书刊送给他看。高延柳参加国民党县党部的重要会议，都把会议内容向中共新安县委领导人通气。1938 年暑假县举办师资训练班，高延柳担任班主任，很好地掩护了中共地下党在班里的活动。当他得知国民党县党部要加授党义课，并要学员集体加入国民党时，就立即告知中共新安县委作应付准备。县委很快请示省委，妥善处理了这件事。训练班结业分配时，由训练班中共地下党支部根据中共新安县委意见制定出分配方案，由高延柳签字盖章后呈报县教育局，委任了各小学校长。这样，全县大部分小学校长都由中共党员或进步人士担任，为中共新安地下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1938 年至 1941 年，地下党在县立中学领导的几次学潮，都是事先和高延柳商定，并得到高延柳支持的。

1943 年，高延柳到磁涧启新中学担任教导主任。1944 年 5 月，新安沦陷，高延柳返家。中共党员高军等受上级派遣，从河北回到家乡侦察敌情，迎接武装侦察部队过河，高延柳积极支持，并动员地方实力头目高星五放弃黄河渡口，使八路军武装侦察部队顺利渡河。豫西抗日根据地创立后，高延柳积极参加工作，主持抗日政府举办的政教训练班，为发展根据地革命教育培养人才，并为革命队伍输送了一批干部。

抗战胜利后，高延柳毅然随革命队伍北渡黄河，到晋东南地区坚持革命斗争，他先后担任晋冀鲁豫边区太岳行署咨议兼文教馆馆长、太岳区教育督导员、太岳第四专区职业学校董事等职，积极参加太岳区建设。

1947 年秋，他随解放大军回到新安，开始从事新安解放区的地方建政工作。1948 年由韩钧、邵文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豫西干校校长、洛阳公学校长、河南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洛阳中学副校长、洛阳师范校长、洛阳师范专科学校名誉校长、中国红十字会洛阳分会理事、中国教育工会洛阳市委员会主席、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57 年患高血压瘫痪。1967 年 12 月，因脑溢血逝世。终年 75 岁。

张志平

张志平(1893~1981) 原名张廷藩，五头乡尚庄人，出身于富裕的农民家庭。13 岁就读私塾，后转县立高小、洛阳第八中学学习。毕业后，因学业成绩优秀，于 1914 年 3 月由张钫资送出国，留学于日本政法学校。1916 年归国，入北京汇文大学进修。

1917 年 2 月，离开北京汇文大学，回故里办学，先后当过小学教员、校长、中学教员。

1932 年以后，曾由张钫引荐，担任过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民政厅科员、清乡督署视察股长等职。1938 年到张钫开办的观音堂民生煤矿担任子弟学校校长。1944 年豫西沦陷以后，曾投西迁至陕西的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任该校文牍科员。不久王离职，他又回到故乡从事私塾和中、小学教育工作。

1948 年 10 月，张志平参加了新安县人民民主政府在城关举办的教师训练班，接着到鲁山参加中学教师研究会学习，回来后在县立中学任教。

1952 年 7 月，他被选为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驻会工作。1954 年 9 月任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副科长，1957 年任副县长。任职期间，他忠于职守，任劳任怨，虽然年事越来越高，但其精力却非常旺盛，工作之余，还经常到县高中给教师讲授古文。

1969 年，张志平因年老离职休息。住家休养期间，他仍然笃学不息，尤其热心公益，重视学校教育。村内小学办图书室，他捐赠书刊；办文艺宣传队，他捐赠幕帐；扩建校舍，他不但捐款资助，还以八旬之躯担土运料。群众劝他休息，他说：“我乐意出这力啊！”他关心群众，亲朋乡里，只要生活上有困难，他都慷慨解囊，热心相助，一个尚庄村，就有 20 多户人家，得到过他的周济。

1981 年，张志平因病逝世于家中，终年 88 岁。

曹绿崖

曹绿崖(1898~1965) 名芸生，号绿崖，仓头乡大章村人。为人聪敏耿直，口迟言寡。然为学做事，精细干练，类古所谓“刚毅木讷近仁”者。早年读私塾，后在洛阳师范（四年制）毕业。1922 年任嵩县中学教师，1924 年回新安县在县立第一高级小学任教，1925 年任登封中学教师，1927 年任新安县女子小学校长，1932 年秋任新安县师范校长，1938 年至 1944 年任新安县职业中学教师。1947 年 8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黄河后，他应聘任西沃小学校长和豫西干校教师。后曾在狂口、北冶等小学担任校长和教师。

曹绿崖于五四运动后，勇于吸收新文化，追求进步，曾作为新安县学生代表参加“豫西学联”成立大会，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活动。1927 年北伐后，新安大兴革命之风，开展打神像、办学堂、剪发辫、放小脚、禁嫖赌、办女校、提倡男女平等运动，他都踊跃参加，且能率先从自家做起，树立榜样。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曹绿崖认识到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抗日不力，开始对国民党失望，以至疏远；他赞成和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接近和靠拢中共党组织，阅读《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并于 1939 年送其在县职业学校读书的儿子参加了革命。

曹绿崖生活朴素，酷爱藏书。晚年把自己所珍藏的万余册图书献给狂口小学，成立图书馆。学校以“绿崖”为馆命名，以资纪念，惜其毁于“文化大革命”中。

曹绿崖喜欢武术，少年时代即开始练拳，凡其主持校政的学校均开设有武术课。在狂口小学时，曾有位青年教师欲试其技艺，乘其不备，突然紧抱其后腰，绿崖一低身，双手卡住青年腰部，高举过头旋转多时，青年大呼求饶，方将其轻轻放下。观者无不惊服。

1965 年在家病逝，终年 67 岁。

介子在

介子在(1899~1970) 名文兹，字子在，北冶乡滩子沟人。幼年读村塾，后转高等小学，毕业于河南省立第八中学和省立第一师范。1929 年曾进冯玉祥在河南举办的训政学院学习。

介子在聪颖好学，博闻强记，能文能诗，尤擅算术。从教之初，授业于新安第三平民小学和新安高等小学，并曾担任县高等小学校长。后应聘先后到荥阳须水中学、沁阳县中学、洛阳复旦中学、新安县师范、新安县中学、磁涧启新中学担任数学教师；始终以教授学生为己任，关心后生，教学认真。1938 年，日寇飞机对新安空袭不断，学校不能正常上课。是时，介子在在新安县中任教，适患足病，不能行走，他就让学生把自己抬到城外树林中，坚持为学生授课。．在民族危亡之际，他赤诚爱国，常对学生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是个伟大的民族。自鸦片战争近百年来，为什么老受帝国主义侵略欺侮，抬不起头来？我看是军阀混战，媚外卖国的结果。什么‘先安内而后攘外’，不就是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我赞成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嘛！”他学识渊博，涉猎广泛，讲课中往往以诗词典故，轶闻逸事作导引或穿插，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加深记忆，把本来枯燥的数学课，教得生动活泼，形象有趣，深受学生欢迎。所著《算术分类题解》，内容丰富，类别详尽，所列“鸡兔同笼”“韩信点兵”“蚂蚁爬杆”“时间问题”等数百道题，设计巧妙，立意新颖，通俗易懂，算法简明，很为学者、教者所珍爱。印刷 4000 余册，在新安、洛阳附近诸县影响颇广，成为当时数学教学参考书中的范本。

介子在为人善谐，不拘小节，群众中流传不少关于他的笑谈谐语。但他为人正直，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常慷慨解囊，救人危难；他好正恶邪，蔑视权贵，对国民党县党部常有“不恭”之辞，且多寓斥骂于嘻笑之中，当局也拿他没有办法。

新中国成立后，介子在于孟津县中学勤恳执教 10 余年，1965 年退休返乡。1970 年病逝家中，终年 71 岁。

黄元吉

黄元吉(1902~1983)字坤五，铁门人，出身于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刻苦攻读，毕业于河南水利专科学校。后在铁门、盐镇、观音堂等地任小学教员，开始与中共地下党员接触。

1932 年，王伯阳、郑曼石被捕牺牲后，国民党对新安县控制更严。不久，县保安大队长江超然率队到铁门逮捕中共地下党员杨锡麟、杨锡祥、杨嗣昌等人，黄得消息后，立即送信给杨锡麟等，使他们安全脱险。

1934 年春，黄元吉接任新安县中校长。这所学校是中共新安地下党早期活动的基地，虽遭几度镇压，但革命活动仍非常活跃。国民党县党部干事长刘洽民称之为“赤色县中”，直接派爪牙进行控制，动辄以“共产党捣乱”相威胁。刘还亲自兼任该校“国民党党义”课，在课堂上进行反动说教，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黄元吉担任校长后，千方百计保护进步学生，巧妙地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粉碎了刘洽民企图加害进步学生的种种阴谋，并以“功课积压过多，学生负担过重”为由，停了刘洽民主讲的“党义课”，有效地抵制了国民党对学校的控制。

黄元吉任校长后，在有限的教育经费内，宁肯自己少拿薪俸，也要不惜重金聘请优秀教师来校任教。一时间，新安县籍的知名教师如张志平、介子在、马小文等都由外地应聘回县，因不满当局辞职返乡的前任校长高延柳也被请回任教。黄元吉知人善任，与他们协力办学，成绩卓著。1937 年陕州专署初中毕业生会考，新安县中名列榜首。

1945 年初，新安抗日县政府在袁山一带成立后，黄元吉即从日军据点铁门出来，找到抗日县政府领导人共商抗日救国大事。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铁门与北山抗日根据地之间递送情报，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黄元吉说：“我往来于日寇据点和抗日政府之间，知道是很危险的，但我早有考虑：宁作刀下鬼，不当亡国奴。”因此抗日县政府请黄元吉参加豫西二专署召开的“士绅会议”，受韩钧司令员和李之放县长的约请，利用其名望和社会关系，策动地方实力派与八路军团结抗战。5 月，渑池上官子平叛变，黄先得知消息，冒死亲自赶到县北给韩钧司令员送信，使新安方面作了应变准备，及时清除隐患，稳定了内部，未受损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卷土重来，县党部书记刘洽民以“共产党”罪名通令缉捕黄元吉，他被迫离乡到陕县崤岭中学教书。1947 年铁门刚刚解放，黄元吉即返回家乡，主持铁门小学开学，对稳定群众情绪，迅速恢复地方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1949 年，黄元吉任新安县人民政府委员，兼建桥主任。至 1953 年，他参与设计，并亲自领导，在县城西和东关的涧河上修建了两座大桥。

1957 年黄元吉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后得到平反昭雪。1983 年任新安县政协特邀常务委员。不久病逝，终年 81 岁。

翟拱辰

翟拱辰(1886~1975) 字映斗，南李村乡韦庄村人。幼读诗书，19 岁起即在本村私塾任教，并开始学医。后拜宜阳名医潘林一为师，勤思苦学，力求通理，学用结合，终于成功，在本村挂牌行医，兼营中药铺。1929 年，为避土匪，全家迁至县城，开办“平民医院”。两年后，改办私人诊所。1935 年迁回韦庄。

翟拱辰医术精湛，远近闻名，尤以妇科和杂症著称。当年军阀吴佩孚和河洛一带国民党军政要员，如刘茂恩、欧阳珍、李杏村、武庭麟等都曾慕名来请，或为其子谋职，或欲攀扯干亲，或以重金相酬，翟拱辰均予拒绝，不攀高附贵。

翟拱辰生性耿直，脾气怪僻。一些对病人照看不周，增加病人痛苦的家属，或延医迟缓，贻误医疗者，往往遭到他重言斥责。不理解其关心病人之心者，多以为他台身大，求之不易。其实了解他的人，只要以诚相请，没有不到的。曾有一位外县青年，舍近求远，慕名远道来求为其母治病，翟拱辰深为感动，竟徒步跟去，结果药到病除，分文未取。翟拱辰行医，一旦接了病人，即精心治疗，务求痊愈；特别对那些经多人之手而不治之症，更为细心，竭力挽救病人于垂危，常为同行所叹服，时人所称许。

翟拱辰中年以后，家道日见殷实，交游的人贤鄙皆有，遂染上烟疾，竟一度嗜烟成癖。

抗战时期，翟拱辰长子翟景南加入中共地下党，南来北往的革命者留住其家。翟拱辰耳濡目染，受到革命影响，思想渐趋开朗，对穷苦病人常舍药看病，或者传以土单验方，使病家免花药费。

解放时，翟拱辰虽年过花甲，却能深悟革命方向。土改之前，即与子女商量，主动把多余的土地、家产分给贫苦农民。土改时，被誉为“开明士绅”。是时，他以极大的毅力戒掉烟瘾，每天在村上摆张桌子，为群众看病。

1956 年，翟拱辰被聘为县人民医院中医师，洛、孟、宜、渑等地慕名来求教就医者纷至。同时，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召下，翟拱辰积极学习政治，深刻反省自己的过去，致力于世界观的改造。他曾深有感慨地说：“旧社会把我变成鬼（大烟鬼），新社会把我变成人。”1956 年 6 月 18 日，他在写给中共新安县委书记牛培成的信中表示，要坚决革除毒害自己几十年的“三大敌人”，即医术上的保守，生活上的臭架子和大烟瘾，努力为人民服务。并提出了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12 月，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翟拱辰荣任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并当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嗣后几年，坚持门诊之余，致力于民间土单验方的收集和研究，多次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其子翟景南（河南中医学院工作，已故）曾整理《翟拱辰医术经验介绍》一书（县卫生科编印、内部发行），凡 6 万余言，收土单验方 200 余个，为医界所珍视。

1963 年 3 月，《健康报》报道了新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先进事迹，北京、旅大、西安等地患者不断来信求为释疑，翟拱辰均作详细答复；本县乡间来院求诊者，不论上班或下班，有求必应。12 月，翟拱辰出席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大会发言中，他讲述了自己几十年的从医经历，表达了对旧社会的憎恶和对新社会、共产党的热爱，表示：“要在有生之年，认真总结自己几十年来的临床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决不把医术带到墓坑里。” “文化大革命”初期，翟拱辰被视为“反动权威”遭揪斗。1969 年以 83 岁高龄返家休养。1975 年 3 月病逝家中，终年 89 岁。

王聚超

王聚超(1908~1968) 又名策，正村乡孙都人，出身于世医之家，幼读私塾，喜谈方剂。18 岁随父习医，对张仲景《伤寒论》以及历代名家医案，反复研究，深得精髓。在医术上不拘成规，在临床实践中能辨证论治，敢于创新。曾首创清化汤治春瘟，防风通经散治流感，白虎汤加味治流脑，春瘟败毒散治乙脑，芍药汤治痢疾等医方，都很效验，至今临床仍广泛采用。他博采专攻，对瘟病有独到研究，在医界自树一帜，影响颇大。1939 年有个叫王元立的人染上春瘟，高烧神昏，多方延医无效，生命垂危，最后由各处名医会诊。王聚超经仔细诊察辨析，确定症候为表里俱实，断然提出用防风通经散加大黄治疗。这种方剂为历来医治瘟症所忌，与诊医生都大为震惊。王聚超引经据典，力排众议，坚持所拟医案，结果使王元立的病情大轻。继之以滋阴增液之法，使病人很快痊愈。与诊医生和病人家属都交口称赞王聚超的卓见。

1943 年，孙都一带瘟病流行，附近村落，几乎家家染病，王聚超家中庭前院后挤满了求医的病人。王聚超救人心切，动员全家人及亲朋好友共同帮忙，有的灶前煎药，有的照料服侍，家中缸盆全部腾出来盛了药汤，每天救治病人数十名。经一个多月的日夜辛劳，瘟疫渐退。邻里乡亲，感恩戴德，赠王聚超两块金匾，匾额题词：一为“三世儒医”，一为“杏林春暖”。

新中国成立前，王聚超虽一直过着清寒生活，但却乐善好施，时时怜苦济贫。每遇贫苦病人，常同情其求医不易，就格外热情接待，加意细心诊治，并减收药价；有的病人无钱买药，就告以土单验方，嘱其自采自用，以减轻病人家的负担。每逢春天，串村种痘，每临端午，配制香草、雄黄酒，分送邻里防疫，已成王聚超的惯例。当年村中有一个被称作“老标娘”的老婆婆，60 多岁，无儿无女，白天讨饭，夜宿村头。王聚超既同情老人的境遇，也感到这是乡里之羞，就设法腾出两间房子让老人住下，并经常送米送面，送药治病，直到老人下世，又捐钱埋葬。

1952 年，王聚超参加联合诊所，同年秋天应聘到县人民医院中医科担任主治医师。他参加革命工作后，把以前济世活人的善举，提高到为人民服务的境界，对医术精益求精，艺高胆大，创新精神不减当年。这年冬天，孟津县梁寨村一个姓郭的人，突然患病，口斜眼歪，口角流涎，来求医治。王聚超诊为中风，决定用生川乌、生草乌各 1 钱，蜈蚣 1 条，共为细末，黄酒冲服。这几味药均为毒品，当时一般医生还不敢轻易使用。王聚超独到的医术，使病人口眼复正，言语如常。

1957 年春，县内发生流感，来势凶猛，有的一家病倒几口，工厂停产，学校停课，一时间各医院都挤满了病人。王聚超根据当时病情发生发展的特征，以防风通经散，重用石膏，外解肌表，内清里热，一般三剂即愈，有效地阻止了流感的蔓延。

1959 年冬，县内麻疹流行，许多患儿因疹子不出而死亡。王聚超分析了当时气候和病情特点，综合分析，用升麻葛根汤加味，解肌透表，升提补气，使大批病儿疹透病愈。城关北门胡同阎姓家，有姐妹两人俱患麻疹，疹子刚出即落，高烧神昏，口唇发青，病情危重。王聚超开汤药三剂，告诉阎家人说：“一剂药疹出至胸，二剂药疹可过膝，三剂药疹子全出，7 天可痊愈。”病家按嘱服药，一如所言。

王聚超晚年，医名甚高，但他从不倨傲待人，草率用药。他常说：“医者，活人也，应解除病人之疾苦，病人愈多，愈要细心。若笔下有误，用药有失，将害人匪浅。良工者，以细心为尚。”他常教育弟子：“患者痛苦，求医心切。医者，以勤为本，切勿怠慢。”

1964 年初，王聚超患高血压，偏瘫，归家休养。在家养病期间，他有时还在家人搀扶下出诊，直到卧床不起时，还不忘诊病献方。1968 年 4 月，先生与世长辞，终年 60 岁。临终前，一再嘱咐子孙要恪守医德：“宁可人负我，勿忘我济人。”

范式则

范式则(1897~1976) 名仲亭，字式则，五头乡二郎庙人。幼读诗书，后专攻医学，几十年潜心研究《内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医著，对医圣张仲景理论研究尤具功力，善用经方起沉疴，在新、孟、洛一带颇有医名。他总结自己临床经验，先后著《伤寒辨解》《金匮辨解》《本草通考》《药证锁阳》《中国医学纲要》等医稿。其中《伤寒辨解》一稿，经河南中医研究所赵法新整理，收入全国七省市联合编辑的《近代中医珍本集》之《伤寒》分册，于 1987 年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陈文彩

陈文彩(1926~1984) 新安县正村乡白墙村人，1942 年新安初级中学毕业，1948 年开始从事教育工作。由于家庭熏陶，他热心钻研中医外科。1950 年调入县医院工作，后进河南医学院学习，1953 年毕业。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 年、1963 年又两次到省、地医院进修外科手术业务。历任县医院副院长、党支部书记、中华医学会洛阳地区分会理事、县医药学会理事长、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1956 年，陈文彩受命组建县医院外科病房和手术室，为新安外科手术室的创建人和负责人。1959 年亲自主刀作本县第一例剖腹手术。患者当时因胃溃疡大出血，重度休克，转院治疗会造成生命危险。陈文彩当即组织抢救，作胃大部切除手术，挽回了患者生命。接着，相继开展了胃穿孔修补、肠梗阻、腹腔探查等手术，均取得良好效果。他治学严谨，具有系统的医学理论知识；医术精良，善断疑难病症。他主持县医院外科手术工作近 30 年，未尝一日懈怠。晚年仍坚持天天练习手术基本功，并多次带领医疗队，深入边远山区，为群众防病、治病。他先后多次参加省、地、县先进工作者、优秀科技工作者表彰大会。1980 年晋升为主治医师。

1984 年 2 月，因患脑溢血去世，终年 58 岁。

黄德方

黄德方(1904~1976)新安县著名豫剧艺人。高平寨人，少年时，家颇富足，除农业家资外，其父还在村上开染坊，兼营杂货商店、肉案。稍大以后，即随父在杂货店招呼生意。因他生性豪爽，喜欢交友，又酷爱民间戏曲，所以与外来戏班交往非常密切。曾跟随宜阳黑妞学习琴艺，苦练民间器乐，以至于板胡、二胡、大弦、板、鼓、铜器，无所不通。

后，又拜洛阳东著名豫剧艺人爨金声、韩小丹为师学戏。他身材魁伟，长方脸，挂上长须真是天然一个“美髯公”。所以戏工大脸，擅演“关家”戏。23 岁学成登台，拿手戏有《古城会》《战白河》《花打朝》等剧目。

学成之后，就以自家生意铺面为基地，拉起“海神班”（业余剧团）。因班内艺徒多数姓黄，所以，人们称为“黄家班”。班内一应开支，全由本家生意承担，为添箱垫底，甚至不惜破私产，卖田地。因此，大家叫他“黄疯子”，说：“人家领戏置地，黄疯子领戏卖地，还贴生意。”

“黄家班”以克昌黄元子（生、旦、丑、末、净皆通）为师，教授艺徒。学成以后，四处献艺，以县西及南川一带影响尤大，“黄疯子”遂名噪远近。

在技艺、台风上，黄德方不仅对戏班要求严格，而且能严于律己。在演出中，不论台前或后棚，也不论亲疏老少，有人稍有疏漏，即严加训斥，盛怒之下，甚至会动手脚，就是胞兄族侄也不稍为宽容。这样做，虽嫌过苛，但自己能以身作则，所以众人无不心悦诚服。

旧社会，“戏班子”被视为“下九流”，为人所不齿。但黄德方站得直，行得正，以信义为本。常说：“刀抹脖子上，也得说话算数！”所以人们尊称他为“老架子”。乡里有民事纠纷，“老架子”一到场，就马上和解。中年以后，他惯使一管长烟袋，田头村尾，有人惹是生非，若见他手持长烟袋远远而来，或听他长咳一声，马上悄然散去，息声敛迹。

1947 年，新安解放。当时“黄家班”由其侄黄振江率领在陕西。黄德方在本乡积极拥护人民政府，组织村里少年，配合政治形势，编演新戏。自己虽不识字，却能口授剧本，自编、自导、自演。如配合反匪反霸斗争，演出了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打仁村》，配合抗美援朝，演出了计划生产、支援志愿军的《家庭会》。这些，都密切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1954 年，“黄家班”从陕西回来，县政府收编改组为“合众剧团”。黄德方虽已年近花甲，还热心参加。那时，剧场里，台上关云长刀横“青龙偃月”，台下常常是掌声雷动。人们向往他的艺术，尊重他的为人，1956 年选举他为县人民代表。

1966 年，因老退休。回家后，尚能以集体为家，倡导科学种田，颇有成绩。

1976 年，因病卒于高平寨故宅。

邱正法

邱正法(1931~1972)正村乡西白村印沟人，煤矿工人，中共新安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邱正法出身于贫农家庭，很小就跟哥哥上山打柴卖柴，补给家用。14 岁，到石寺坡白房子洼煤窑当了“煤黑子”。那时的小煤窑，巷道很低，拉着煤筐进出，都得跪着走，有的地方还得挺直身子，贴在地上爬行。邱正法为了活命，小小年纪就尝尽了人间的苦味儿。

新中国成立后，煤矿工人成了矿山的主人，邱正法也已经成了技术熟练的采煤工。1959 年，白房子洼煤矿工人集体转到县办郁山煤矿，邱正法正式当上了国家的煤矿工人。在党的关怀下，新矿山的设备和工作条件大大改善，他以从来没有过的热情投入新矿山的建设中去。对工作，他吃苦在前，任劳任怨。在井下，遇到脏活、重活、危险活他抢着干。在工余，宿舍里外，他天天扫；水沟堵塞，他去清理；工友病了，他去照顾。大伙都亲切地叫他“邱大哥”。

1961 年，邱正法的前妻病故。再婚后，家就安在距矿区仅百米的村上，但他时常吃住在矿上。妻子埋怨，领导劝他，他却说：“这样上班方便，省得误事。”

1963 年，二号井风巷出水，一部分工人被堵在井底，生命垂危。邱正法冒着塌顶、水淹的危险，三次冲进井底背出 3 个同志。当被救工人送走之后，他却筋疲力尽，倒在井口睡着了。

不久，邱正法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井底采煤组组长。他领导采煤组的方法是少说多干，主要靠“行动”二字。每天上班，他走在前头，干活抢在前头，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这无声的命令，使全组同志齐心协力，月月超额完成任务，每次评比都是先进单位。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动乱的年代里，邱正法采煤组仍然坚持生产，产量持续上升。 1970 年，邱正法先后出席新安县和洛阳地区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71 年，中共新安县第五届代表大会召开，邱正法当选为县委委员。

1972 年 12 月 12 日，邱正法上班前对妻子说：“下一班带班长明天有事，可能上不成班，如果他不来，我要替他带班，你们不必等我。”当他带领本班工友苦战 8 个小时之后，来接班的带班长果然未来，他送走了同班工友，又留在井底继续指挥生产。当他把运、修、掘进、采煤各组的工作安排就绪之后，就到采煤工作面上干活。13 日上午 11 点，他感到头昏眼花，力不从心。摇铃报告井上，没有得到回答，就由工友邓书生陪他出井。当他们走到斜井拐角处，突然听到上边煤车响动，身子未及躲开，失控的煤车放野冲下来，到这拐角处脱轨翻车，把他压在车下。当大家搬开煤车，把他抢救出来时，他却只微睁了一下眼，说：“书生呢？快看看……。”工友邓书生被撞断了一条腿，但他还未及看上一眼，就与世长辞了！终年 41 岁。

苗树林

苗树林(1915~1983) 理发师，县五届人大代表。原籍孟津老城，1942 年定居新安。

苗树林出身贫苦，少时常牵着双目失明的父亲串村讨饭。五六岁被送到洛阳一同族家学理发。他在理发店里手脚勤快，很讨店主和顾客的喜欢。由于他长师父一辈，又常爱抱师傅小孩，所以，“徒弟爷”的诨名在洛阳南关一带几乎无人不晓。苗树林学技术，细心认真，出手高，尤精于刀子活。业余还到平乐亲戚家学接骨，逢有人家迁坟，他就下墓道拾骨，借此观察骨节，钻研接骨技术。

1942 年，为躲日本飞机轰炸，苗树林肩挑理发担子，携妻带子，逃到新安。其间，饥饿和疾病夺去了儿子的生命。抗战胜利后，在县城开起了理发店。

苗树林开店营业后，他的刀子活很快就闻名新安，当时曾有“剃头到新安，理发上洛阳”之说。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苗”或“苗师傅”。他理发有一套成熟的经验：洗头，肥皂沫打不起，头发茬不会出；挠痒，指头肚配指甲，男挠中间，女抓两侧；理发看头型：脸长，两鬓留大，脸圆，两鬓留小，脑勺大，留发不能太小；运刀子，靠手腕力，不用胳膊劲；刮脸，脸骨处刀轻，脸肉处刀重，刮得干净，顾客舒服；磨刀剪，手要平，上堂落，上堂起，上堂多磨，下堂少磨。苗师傅一生教授很多徒弟，他的这一套经验全被承传下来。

老苗在理发时常与顾客拉家常，特别留心收集土单验方，一旦听说便暗记心中。若逢病人，即授之以方，治好过不少沙眼、“脑后乱”一类疾病。理发中遇有老人腿脚骨节有病者，都给予按摩、推拿，还经常给人接骨。

1972 年，城关寨湾一孕妇不慎伤了腰，几个人用架子车拉到火车站，买好票去平乐正骨院。老苗听说后，赶到车站把病人接到自己家中，给予细心治疗。病人痊愈后，拿钱给苗师傅，老苗不接，病人家属上街买了几斤点心，老苗又让拿走了。几天后，他发现家里有一袋江米，问清来由，原来是那位病人家里托人送来的，他马上背着又送了回去。他常说：“收人家钱，收人家礼，人家还不如去医院哩！”

1981 年 5 月，老苗师傅当选为县五届人大代表。

1983 年，因心脏病不幸去世，终年 67 岁。

郭荣花

郭荣花（1894~1986）铁门镇东窑村人。本为县城姜姓铁匠之女，幼时出养给衙门李姓班头。10 岁，养父去世，养母改嫁土古洞郭姓，荣花随往。少年时，她刚强好胜，十三四岁就挑起家务重担，十数口之家，无论挑水做饭、割草喂牛等一应活计尽能如大人意。20 岁嫁克昌邵俊成，37 岁，夫亡。后改嫁东窑朱金阁，因家庭贫穷，夫妇除农事外，经常起早贪黑，不避寒暑，上集赶会，卖凉粉汤，以补家用。

1943 年，丈夫朱金阁摊上甲长这份差使，给这个本分的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时，正是连年旱、蝗肆虐之后，穷苦百姓多在死亡线上挣扎。那时候收缴官差杂税，全由甲长出面。朱金阁每遇派差收捐，以保长黄振纲为首的一批大户，有权有势，顶着不缴，而穷苦人家又缴不起，所以仅一年多时间，朱金阁把家产贴尽。12 岁的女儿身患重病，无法医治，上吊死在黄振纲家大门上。郭荣花喊冤告状到县衙门，轰动县内各界，在群众舆论的压力下，终于告倒了全县有名的“保长王”黄振纲，并判罚黄家 8000 元赔偿费。郭荣花打赢官司之后，殡埋女儿，请了两班“响器”，送葬路上哀乐高奏，“纸扎”成行，四乡群众赶来看热闹者无计。郭荣花骑着毛驴，臂挎竹篮，跟在灵柩后面，把打官司得来的赔偿钱一路撒给随观的群众。四乡盛传其事，郭荣花终得扬眉吐气。

新中国成立后，郭荣花积极参加反匪反霸和土改斗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本村党支部书记。

1950 年 7 月，高平寨与庙头、省庄发生水渠争执，个别坏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劫持民兵枪支，围攻县、区驻村干部。郭荣花面对枪口，愤然挺立，拍着胸脯怒骂道：“你们谁敢开枪，就照这里打，老娘不怕这一套！”接着，她用不可辩驳的事实，当众揭露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蒙骗群众，反对人民政权的罪行，很快使受骗群众觉悟，孤立了少数坏人，并协助政府迅速平定了这次“水渠暴动”事件，严厉镇压了一小撮坏人。

其后，郭荣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多年，并多次出席县、地、省英模代表会。年老去职后，她仍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自愿主持村上“敬老院”工作，把村上的无依靠的老人请进敬老院，一块生活，一块劳动，连他们的后事也都安排得妥妥贴贴。她把共产党的温暖送到每位老人的心头，大家心情舒畅，和睦相处，成为全县敬老院的榜样。

1986 年，郭荣花老人病逝家中，终年 92 岁。

郭冬梅

郭冬梅(1962~1986) 女，城关人，新安县火车站青年工人，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中小学时一直是学雷锋的模范。

1980 年，郭冬梅高中毕业，待业在家中，东邻西舍，谁家有事，她都乐于帮忙。职工蒋福忠夫妇带小儿子赴洛治病，一去 4 个月，家里撇下两个孩子无人照料，冬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中一块生活。邻居张金凤老大娘长期瘫痪在床，老伴在站上工作忙，照料病人有困难，冬梅天天给她家挑水、做饭、洗衣，乃至买煤、买面，一应家务，什么都干。

后来，冬梅到站上做了临时工，当过车站商店营业员、仓库搬运工。她工作任劳任怨，从不拣东挑西。初当营业员时，对商品价格、货物位置不熟悉，曾受过顾客的奚落，但她毫无怨言，说：“顾客是我们的好老师，指责声更能促进我们学习和进步。”她把商品价格记在手上、胳膊上、纸条上，趁走路、吃饭工夫熟记硬背。短短几天，就能应付裕如，顾客再多，口再杂，她都能边取商品，边回答询问，做到答得清，拿得准，算得对。后到储运仓库工作，领导分配她看管仓库，她说：“我年轻，能干重体力劳动，让我和大家一块干装卸吧！”搬运货物时，她拣大件、重件，遇到货物少，她就一个人默默干完，不去惊动别的工友。

1984 年父亲退休，打算让冬梅接班，可冬梅说自己有临时工干着，硬是把顶替指标让给了妹妹。妹妹上班之后，冬梅承担起全部家务，让妹妹专心工作。妹妹分配在客运组里，有时不免与旅客发生口角，回家怄气，冬梅劝她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咱要多体谅旅客的难处，什么气也就没有了。”

冬梅虽不干客运工作，但她把关心旅客当作自己分内的事情。一天，她下班后赴男朋友的约会，路过候车室，见到一位孕妇临产，她急忙借了一辆架子车把孕妇送进县医院，与男朋友约会的事竟被忘在脑后。

1985 年夏天，车站上流落一个迷路的四川小男孩，被冬梅遇上领回自己家里。她把家人留给自己的一碗饺子端给小孩吃，自己却吃起了开水泡馍。饭后，冬梅给小孩洗了澡，换了衣服，安顿妥贴，才根据孩子的诉说，给四川发信，寻找孩子的父母，终于使孩子回到亲人身边。

火车站车稠人多，属事故多发区。冬梅工作在车站里，时刻把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心上，她曾几次抢在火车到来之前把贪玩的小孩从道心救出。1984 年 7 月，邻居大娘与儿媳生气，媳妇一气之下跑出大门，前来劝架的冬梅一看势头不对，紧跟着追出门去。她边喊边追，到铁道边上，正有一列火车驶来，那媳妇已经踏上铁道，要寻短见。冬梅不顾一切地奔上道心，把那媳妇一把推下铁道。火车擦身而过，把冬梅的双手甩得鲜血直淌。1985 年夏天，一位到涧河边洗衣服的大娘，回来横穿铁道，正赶上东来的火车进站，离她只有十几米，冬梅一见险情，纵身冲上铁道，把大娘救了出来。

1986 年元月，郭冬梅被车站接收为正式工人。

一次，男朋友到四川出差，买了一件滑雪衣给冬梅寄了回来。冬梅本来是负责搬运行李包裹的，自己的包裹来到后，有人劝他顺便取走，便可省下保管费。冬梅说：“制度对谁都一样，我有什么权力搞特殊！”事后有人说：“冬梅真有点傻劲儿，内部人哪能那样认真！”冬梅听说后说：“都要那么精，国家可要吃亏了。”

1986 年 3 月 16 日，寒风骤起，浓云密布。18 点 57 分，一列火车由西驶进新安车站。此时，正有一男二女推着两辆自行车走下站台，准备横越铁路。冬梅一见，大声呼喊：“危险！”可是，风声掩盖了冬梅的呼喊和列车的呼啸声，三人仍漫不经心地踏上了铁路。正在行驶的列车一声长鸣，紧急制动，但巨大的惯性促使列车继续冲驶。这时，三人中已有一男一女跳出铁道，另一女的却扶着自行车惊呆在道心，不知进退。冬梅一看情况紧急，不顾一切地冲上铁路，一把将那女的连同自行车掀出了道外，自己却躲闪不及，被列车甩出去五、六米远，致重伤，抢救无效，当晚去世。

郭冬梅舍己教人英勇献身之后，新安县城的干部、群众、教师、学生纷纷前来致哀。冬梅的男朋友在沉痛中回忆说：“两年前，我们俩去看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回来路上，冬梅说：‘这些战士和我们的年龄差不多，他们战斗在边防，为保卫祖国安全流血牺牲。如果需要，我也会像战士一样献出自己的生命’。”她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郭冬梅牺牲后，《河南日报》《洛阳日报》《工人日报》等先后作了长篇报道，赞扬她“冬梅不凋香如故”。洛阳铁路分局、中共新安县委、县政府先后作出决定，号召广大群众向郭冬梅学习。全国铁道团委和共青团河南省委授予她“舍己为人的好青年”光荣称号。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授予她“革命烈士”称号，并追认郭冬梅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四节 客籍人物

皇甫谧

皇甫谧(215~282) 魏、晋间医学家，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原籍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少时随其叔父徙居新安，42 岁又迁回原籍。他在新安时，家境贫寒，以农为业，年二十，尚游荡无度，不好读书。后经婶母痛陈利害，反复教诲，始修身笃学，且勤力不怠，即使田间劳作，也常带着经卷。遂能博览群书，通晓百家之言。

中年以后，长期患风湿麻痹症。为除病健身，他又攻医学，特别钻研《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医学专著。在总结前人针灸成就的基础上，撰文阐发经络理论，明确穴位名称和位置，详述针灸取位法，遂成针灸名著《甲乙经》，为我国针灸理论的奠基之作。

入晋，晋武帝曾屡次召皇甫谧入朝做官，他坚辞不仕，还向晋武帝借书读，武帝就送给了他一车书。他一生以著述为务，所著诗、赋、谏、颂、论难甚多，集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烈女传》《玄晏春秋》等，多为鼓吹封建伦理道德之作，不足为训，但终不掩《甲乙经》在我国医学史上的光辉。

束清汶

束清汶(1873~1928) 字仙台，山东省汶上县人。清末进学秀才，因家贫辍学。曾在家乡教书十几年，深受乡亲敬重。本人又热心公益，不畏权势，处事公道，颇孚众望。终因得罪乡绅，被迫出走，40 多岁才投到冯玉祥部下，当了大兵。因他有文化，能吃苦，很快被冯玉祥提拔到总司令部，当了秘书，并兼任冯的家庭教师。其后，一直追随冯玉祥十几年，并曾进军校受训，出任过涿鹿县长。

1926 年 9 月，冯玉祥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五原誓师，进军陕甘，很快占领了西安。束清汶随军至陕，先后担任过桃林、潼关县县长。到 1927 年 5 月，冯军东征，迅速摧毁了旧军阀在河南的统治，束清汶奉调到新安担任县长。

束县长，身材短瘦，常穿半旧蓝布制服，头带八角布帽，脚穿黑布鞋。外出不坐轿，不骑马，不带随从，爱携一根半旧手杖。虽年逾五十，但两眼炯炯，显出一身精神。因他的姓氏“束”与“叔”同音，人们忌喊“老叔”，而借“?”“束”形近，常在背后称呼他为“老朿（音 ci）官”。

“老朿官”一到新安，就在县城西门的瓮城竖起一块一米多高的石碑，刻上冯玉祥的“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设极清廉的政府，为人民谋利益”的施政纲领。且能身体力行，甘为公仆，勤政爱民，不畏权贵，在新安大兴革命之风。

“老朿官”到任不久，即把本县的大地主、大乡绅请到县政府内作客。过去，这些豪绅和官府常来常往，新县长请他们作客，被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他们虽然在县长的客厅里未尝到细点佳茗，却依然谈笑风生，派头十足。哪知饭后，“老朿官”拿出公文，要这些豪绅一个个“划捐”，众乡绅顿时目瞪口呆。“老朿官”提名要那个最大的乡绅带头划，那人勉强划了个数，“老朿官”一看，提笔把数目改大了 10 倍，乡绅们面面相觑。因为“老朿官”事先作了调查，掌握了他们的家底，最后每人都不得不如数划了捐。“老朿官”限令他们 3 天交来，有人逾期不交，被砸上脚镣收了监。经此一举，县内地主豪绅威风扫地，有的竟逃到开封不敢回来。

县城内某绅士令佃户为其筑墙断路，“老朿官”一听说，立即赶到现场．对那绅士说：“人家都修桥铺路，你却在这儿筑墙断路，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责令他立即拆墙。那绅士急忙叫佃户去拆，“老朿官”指着他的脑门说：“叫人家拆，你留着手走路哩！”那绅士不得不亲自动手把墙拆掉。

穿长衫，是旧时代士绅阶级和旧知识分子自视高人一等的标志；男子蓄发辫，女子缠足，也属封建陋习。“老朿官”一到新安，就命令禁止穿长衫，号召男子剪发辫，妇女放足。但人们习惯于旧风俗，不愿革除，有的封建遗老更对此抱有敌意。“老朿官”一方面组织人宣传教育，一方面建立专门监督检查机构，强制推行。并命令警察和城门卫兵带上剪刀，遇着男子穿长衫和留发辫的就剪。某日，一穿长衫的被“老朿官”撞见，“老朿官”责问他，他忙点头哈腰地说：“对，对，回去一定剪。”“老朿官”说：“不必了吧，我替你剪短算了。”说着顺手从腰间掏出剪刀，把那人的长衫剪短了。“老朿官”还经常深入到家宅检查放足情况。一日，他突然到某绅士家，见其家女子缠足未放，即责令其解下裹脚布，连套鞋挂在绅士脖子上游街示众。这一着，迅速传遍城乡，未放足者，全都闻风而动。

是年秋，山东水灾，二儿子来到新安求父亲接济。父子见面，儿子谈及家乡灾情严重，家里仅 3 间破房子，还急待修补。“老朿官”劈头就问：“你带来剥爹皮的刀子没有？”儿子惊愕不解。他紧接着又问：“能饿死不能？”儿子说：“饿不死。”“老朿官”说：“好了，别人能活下去，咱也能活下去，我这里没有钱，快回去吧！”儿子仅拿到一点路费，怏怏而回。

县城中街有家理发店，理发匠叫白章子，县南乡人。“老朿官”路过理发店门口，总要喊声“白大哥”，对他非常亲热。新安民间风俗，每年逢“清明节”，各家都要祭祖上坟。这日“老朿官”见白章子照常营业，就问：“白大哥，咋不回家上坟？”白章子叹口气说：“县长，干咱这行当不光彩，叫开除族籍了，不能到祖坟上去。”“老朿官”一听，就叫人回县政府拉出两匹高头大马，与白章子骑上，二马并辔而行，去到白氏祖坟上……从此，再没有人敢轻视白章子这个理发匠。据说，此后白氏家族每逢清明祭祖，白章子不到不能烧纸。

一日，“老朿官”在街上不小心撞了一个乡下壮汉，那壮汉看撞他的是个小老头，便开口骂道：“你戴掩眼了！”“老朿官”见他无礼，未予理睬。等“老朿官”过去，路边有人对那壮汉说：“你可闯了大祸了，你骂了县长了！”那壮汉大惊，回头就追，到县政府门口，拦住“老朿官”，扑通跪下，求老爷饶恕。“老朿官”哈哈一笑：“你骂我，我当时就还过你了，那儿事，那儿了，快起来，你跪在这里喊老爷，才真是骂我祖宗老子哩！”说着扶起那壮汉，叫他放心走了。

“老朿官”判官司不坐法堂，每天下午常在“衙门闭”接待告状乡民，还不断走街串乡处理一般民事案件，随接，随判，随处，减少群众进城打官司，花冤枉钱。判案中，罚款自己不经手，不入官库，当即叫来当地校长领走作办学经费。

“老朿官”在新安执事不足一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法令。他改衙门为县政府，宣布禁止跪拜礼，不准对县长称“老爷”；废除“八班”衙役制，建立民警队，维持地方治安；废除“十房”建置，设立科、室办事机构，改革行政管理系统。每天早上，他带领民警队和公务人员出“早操”，有时还亲自沿街击柝，催人早起，并带头打扫街道，一如人民公仆。他还组织群众打神像，兴学校，为人民谋利益。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兴利除弊，革故鼎新，不阿权贵，公而忘私，至今为民众所乐道。在冯玉祥对全省县长政绩考核时，他名列第一，受到嘉奖。

1928 年春，“老朿官”被调任洛阳县长。临走那天，送行的人挤满大街，挥泪挽留。“老朿官”沿路握别，从早晨一直到中午才走出新安县城。

“老朿官”就任洛阳县长后，勤政爱民，一如既往。不久，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由其妻儿迎灵柩归葬于故土，殡仪极俭朴。

邵修德

邵修德(1888~1971) 字省斋，河南省商丘肖庄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

他 12 岁因生活所迫，来新安投奔当兵的父亲，后经人介绍到教堂里半工半读。小学毕业，转入山西运城教会办的“河东书院”就学，经山西老革命党人关之州介绍加入同盟会。

1909 年（宣统元年），邵修德于河东书院毕业，回新安教会小学当主任教员，并在新安地区秘密串连，开展地下反清活动。

1915 年（民国四年），邵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英文夜校补习班，专习英文。1919 年，邵修德担任青年会学生会会长，并为北京学生总会评议员，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8 月，邵修德应河南同乡会的邀请，回河南帮助赈灾。第二年到豫西，在洛宁监督工赈。1921 年，回到洛阳，负责以工代赈事宜，监修洛阳马路。1922 年（民国十一年），赈灾结束，邵修德回新安，到教会办的“孤儿院”（1911 年建立）任教。

1925 年（民国十四年），邵修德介绍冯毓莹等人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6 年（民国十五年）秋，中共豫陕区委派王克新、黄文庆等来新安，着手筹建和发展新安县地下党组织。王、黄等首先与邵修德取得联系，并在孤儿院设立了秘密联络点。邵修德积极支持王、黄的工作。次年 3 月，中共新安县第一个支部在孤儿院邵修德家中建立。接着，农民协会、厨业工会、建筑工会、铁路工会、妇女会等也先后组成，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1927 年（民国十六年）5 月，冯玉祥部东征，占领新安。新任县长束清汶革旧鼎新，大兴革命之风。邵修德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在群众中颇有影响。后，根据武汉革命政府通令，新安孤儿院组成新的董事会，推邵修德任院长。

6 月，“徐州会议”后，冯军内开始“清党”。9 月，中共新安县支部转入地下工作，邵家仍是共产党秘密活动的宿站。10 月，邵与共产党员、铁路工人王保一起被捕，由于县长束清汶从中保护，不久取保出狱。此后邵修德渐渐脱离政界斗争，专事孤儿教育工作。

1944 年新安沦陷后，日伪想借其声望安抚民心，屡请他出任县维持会长，他坚决拒绝，避居北山，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新安解放后，孤儿院停办，邵修德告老返商丘故里。1971 年 3 月病逝，终年 84 岁。

郑曼石

郑曼石(?~1932) 名林，字曼石，中共党员。四川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上海芝兰报社任编辑，后到河南搞党的地下工作。

1931 年，郑曼石到洛阳组织领导豫西武装暴动，后因故终止。第二年春，由党组织安排到新安县师范学校任教。在县师，他教“三民主义”课。初时，他照本宣科，后来逐渐加进有关马列主义的理论，并秘密油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给学生，课堂讲授。他讲课生动具体，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后来，他教的课逐渐由马列主义取代了三民主义。 不久，郑曼石在学生中组织了“学术研究会”，指导学生阅读马列著作，研究马列主义，并介绍苏联和中国左翼作家的革命文学作品让学生阅读。“学术研究会”平时分散阅读，星期六开全体会员讨论会，畅谈学习心得。在他的启发和引导下，很多进步青年，如邵文杰、王文长、张超等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他们编印革命刊物《中原》，办墙报《警钟》，来传播革命思想。郑曼石亲自为他们审阅稿件，往往至深夜。

县师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县党部干事长刘洽民，曾亲自跑来听“学术研究会”的讨论，并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郑曼石据理批驳，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并由此向共产主义过渡。他讲得通俗易懂，有理有据，刘洽民无言以对，悻悻而去。

这年暑期放假，郑曼石把几位进步学生召集到涧河边上开会，教他们如何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并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才离开新安。

7 月 23 日，他在郑州陇海花园参加省委工作会议（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因叛徒出卖，与会人全部被捕。

8 月 20 日，在开封英勇就义。（照片据画像复制）

赵天锡

赵天锡(1909~1968) 偃师县高龙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 年 10 月，赵天锡担任中共新安县委书记，在养士小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领导新安地下党工作。1941 年 5 月，由于斗争形势恶化，党内出现叛徒，赵天锡接省委指示，与统战部长李之放等撤往延安。

1944 年 11 月，赵天锡在延安参加干部队，随刘之久、韩钧到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年底到达新安。新年前后，中共新安县委和新安人民抗日武装黄河支队相继成立。赵天锡为县委书记，兼黄河支队政委，与县长、黄河支队司令员李之放等领导新安的抗日斗争。1945 年 5 月，渑池上官子平叛变，新安黄河支队第一大队长徐秉章（土匪恶霸出身）与之勾结，妄图在新安发动暴动。赵天锡、李之放等与军分区领导当即决定，抢先处决了徐秉章及其贴身爪牙，使新安抗日工作免受损失。抗战胜利后，赵天锡等随豫西二军分区撤过黄河，回到太岳军区。

1947 年 8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岳四纵队南渡黄河，解放新安，赵天锡随豫西工委回到新安。9 月，中共新安县委成立，赵天锡第三次担任新安县委书记，并兼任县武装大队政委，领导新安人民为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巩固县人民政权作了艰苦的斗争。

1948 年，赵天锡调豫西区党委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共许昌地委书记、河南省农委主任。1968 年，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