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一）

新安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部，地跨东经 111°53′~112°19′,北纬 34°36′~35°05′之间。东接洛阳、孟津，西邻渑池、义马，南交宜阳，北界黄河，与济源及山西省垣曲隔河相望。东西宽 36 公里，南北长 46 公里，总面积 1160 多平方公里。1985 年底，全县辖 3 镇、10 乡，298 个行政村，3065 个村民组，1922 个自然村，96128 户，454763 人。其中农业人口占 94.5%,汉族占 99.8%以上。县城位于县境南中部的陇海铁路及连（云港）天（水）公路线上，东距洛阳城 28 公里，历为古都洛阳畿辅之地和西方门户。现有人口近 2.5 万人，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新安县始置于秦，时属三川郡，至今已有 2200 余年历史。两汉、三国时，分新安东境为谷城县，属河南郡，而以新安属弘农郡。西晋废谷城，以其西境复归新安，改属河南郡。东晋分置东垣县。刘宋时并置西东垣。北魏升新安为郡，后又置西新安、西垣等县。北周改新安郡为中州。隋初改置谷州。唐初废东垣，并移谷州治于渑池，新安建置始基本稳定下来。后历五代、宋、元、明、清诸代，虽隶属关系屡变，而县之建置基本未改。民国初属豫西道、河洛道，后属河南省第十一行政督察区（陕州）。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划归豫西二专区、太岳五专区、豫西一专区、豫陕鄂边区及洛阳专区。新中国成立后，原属洛阳专区及洛阳地区，1983 年划归洛阳市。

新安地处豫西浅山丘陵区，地形有山地、丘陵、河谷等多种类型。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峰峦重叠，山势陡峭，岩石裸露；东南部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多为黄土覆盖。总概貌为：“四山”（荆紫山、青要山、邙山、郁山）夹“三川”（青河川、畛河川、涧河川）。总特点为：“山陡、岭多、沟谷碎，七岭、二山、一分川”。海拔 400~600 米的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 71.8%,600 米以上的山地占 19.2%,400 米以下的河谷川地占 9%。境内最高点为西大塬，海拔 1384.7 米；最低点为打捞涡，海拔 155 米。

新安诸山属秦岭崤山余脉，由渑池入境，大致为西东走向，可分为北、中、南三大山脉。畛北山脉：由新、渑交界的西大塬入境，分为荆紫、青要两条支脉，北临黄河，东至狂口，全长 40 公里；涧北山脉：西起新、渑交界的方山，东入孟津，长 35 公里，以邙山为主脉；涧南山脉：西起新、渑、宜、义四县（市）交界之长石山，东接周山，长 38 公里，以郁山为主脉。

境内有黄、涧、畛、青、金、磁 6 条河流，均属黄河水系。黄河主流由渑池入境，东至孟津，过境 37 公里；畛河、青河（季节河）分别于狂口、西沃注入黄河；涧河过境 42 公里，汇金水河、磁河后入洛河，再间接注入黄河。其它三级以上川、沟、涧、溪 621 条，其中常年有水的 480 条。基本特点是小河多，流量小，“旱时干，涝时淹”，季节变化大。据旧志载：“夏微涸则禾已先枯，秋多雨而土即奔流，磷磷者依然白石者也。”足见自古雨水变化无常，水土流失严重。

新安气候属北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象因素变化明显，四季分明：春季风多雨少，夏季旱涝不均，秋季雨量集中，冬季寒冷少雪。多年平均降水量 642.4 毫米，其中 51.6%集中于 7~9 月份，12~2 月份仅占 4.9%,时空分配极不均匀。多年平均气温 14.2℃。7 月份最热，平均气温 27.1℃,极端最高气温 44℃;元月份最冷，平均气温-0.2℃,极端最低气温-17.1℃。年平均日照时数 2186.9 小时。稳定通过 10℃ 的积温为 4575℃。无霜期为 216 天。

新安地阜物华，资源丰富。地下矿藏得天独厚，种类繁多。其中煤炭、硫磺、铝矿石、石英岩，储量大，品位高，易开采，被誉为“新安四宝”。新安煤田为全省重要煤田之一，总储量近 10 亿吨；硫铁矿总储量 2.2 亿吨，硫磺产量、质量均居全省第一位，不仅国内闻名，且早已远销国外；铝矿石及耐火粘土总储量 3.8 亿吨以上，居全省之首，为河南省铝工业主要原料基地之一（本省储量居全国第二位）；石英岩（包括型砂矽石）总储量 2.8 亿吨，居全省首位，为洛阳玻璃工业重要原料基地之一。此外，白云石储量为 200 亿吨，石灰岩储量为 100 多亿吨，耐火红砂储量为 7 亿吨，铁矿石储量为 3000 多万吨，还有重晶石、锰、铅、水晶等多种矿藏。土地资源广阔，其中耕地 62.3 万亩，人均 1.4 亩，适宜小麦、玉米、红薯、棉花、烟草、蔬菜等作物生长；林地 21.8 万亩，有树种 2000 多种，较珍贵的有白皮松、银杏、黑檀、乌桕、杜仲、椋子、漆树等多种。西北部山区出产中药材 200 多种，优势品种有南山楂、连翘、二花、热参、枣仁等；珍贵药材有天麻、百合、麝香等。西北部山区还有豹、香獐、野猪、水獭、黄鼬、娃娃鱼、雉鸡等多种异兽珍禽，出没于密林溪涧之间。

新安历史悠久，河山壮丽，文物胜迹遍布全县。考古工作者已在境内发现古文化遗址 39 处，其中高平寨的仰韶文化遗址，安乐村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南岗村的殷商文化遗址等，已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东的汉函谷关，地扼豫陕，雄踞中原，是两千多年间历史风云的见证。铁门的“千唐志斋”，保存了以唐代为主的历代墓志石刻 1413 件，为国内罕见的书艺文化宝库。其中有王弘、米芾、董其昌、王铎、韩东篱等历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有郑板桥的四时竹画，王纯谦的指画兰草，以及近代名人康有为、章炳麟、李根源、于右任等的手迹，集书法、绘画、石刻艺术珍品于一斋，篆、隶、行、楷无体不备，颜、柳、欧、褚各家俱全，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吸引着国内外众多文人墨客前来观赏。此外，孤灯村的战国冶铁遗址及石寺、北冶一带的 20 多处宋、元古瓷窑遗址，对研究古代手工业具有重要价值。铁门南的王乔洞与洞真观，留下了美妙神奇的传说。西沃黄河岸边的北魏石窟造像，造型生动，巧夺天工。荆紫山孤峰独秀，拔地而起；漏明岩山重水复，“别有洞天”。如此众多的文物胜迹，尽管有的屡遭破坏，有的已沉没地下，“尽失当年雄伟姿，触目皆是断残痕”，但由此依然可见新安历史源远流长、文物荟萃之一斑。

（二）

历史上的新安，曾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

自然灾害多，是新安历史上的一大特点。最常见的是旱灾，俗称“十年九旱”。翻开旧县志，“大旱，大饥，人相食”之类的记述触目皆是。据旧志极不完全的资料统计：从东汉建光元年(121)至 1930 年的 1800 多年间，共记载旱灾 104 次，平均 17 年一遇。如明崇祯七至十三年(1634~1640)连续七年荒旱，“骨肉相食，死者相继，十室九空”。清光绪三年(1877)的灾情尤惨：“丁丑奇荒，尸横遍野，或举家逃异就食，或满门饿毙，户口减去十之六七。”洪、涝灾害也相当严重。旧志关于水患的记载共 44 次，其中近 300 年(1633—1933)即有 26 次，平均 11 年一遇。此外，风、霜、雹、虫、地震、疫病等灾害也时有发生，经常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除了大自然带给人民的灾难以外，新安历史上另一特点就是战乱多。由于新安东近古都洛阳，西通古城长安，地扼函关要塞、“豫陕孔道”，古称“中原锁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多少次改朝换代，虎斗龙争，逐鹿中原，新安必当其冲。特别是民国以来，军阀混战，日军入侵，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全面内战，新安均为重要战场之一。

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人民也在战火中经受了锻炼，并在人民革命战争中获得了新生。历代农民武装斗争，如秦末农民起义，汉代的绿林、赤眉、黄巾起义，元代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明末的李自成义军，以及清代的太平军、捻军等，都在新安留下过战斗的足迹，谱写过英勇悲壮的战歌。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人民民主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26 年冬，中共地下党员黄文庆等来新安，筹建中共新安县第一个党支部。1933 年建立了中共新安县中心支部。1938 年首次建立了中共新安县委员会。1944 年冬，刘聚奎、刘子久、韩钧等先后率八路军进入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新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并组建了新安人民抗日武装—黄河支队。1947 年 8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谢富治兵团飞渡黄河，挺进豫西，解放新安，红旗插上了新安城头，新安人民才真正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

从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新安一直是豫西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连接黄河南北的交通要道和豫西的重要战场。著名的北岳战斗及中岳、铁门、莲花寨、南郭庄等战斗，给人民革命战争史册增添了光辉的篇章。新安人民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 1938 年至 1944 年间，全县先后有 300 多名进步青年奔赴山西和延安等地，走上抗日前线，转战黄河南北；解放战争中，又有数以千计的热血男儿参军参战，数以万计的民工参加了支前。这些先后投身革命的战士，有不少人后来成长为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骨干；还有 400 多位新安优秀儿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安的山山水水，处处都有革命前辈浴血奋战的足迹。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安人民随着祖国前进的步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工作中曾经出现过失误和挫折，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 36 年的艰苦奋斗，新安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几年间，新安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新安自古以农为本，但由于生产条件较差，旧的生产关系又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加之灾荒频仍，战乱不断，劳动人民“男女并作，朝夕不遑，负担终年，恒不获一饱”，长期在贫困、饥饿线上挣扎。新中国成立后，于 1950 年实行了土地改革，结束了数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有近 2 万户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一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接着，党和政府又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36 年来，尽管出现过“左”的干扰，出现过失误，但是农业生产还是前进了一大步。

水利建设成绩显著。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农村依靠集体力量和群众智慧，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治山治水，使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至 1985 年底，全县共有水利工程 1959 项，有效灌溉面积近 15 万亩，占总耕地的四分之一；保浇面积 10 万余亩，约占六分之一；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 6.5 万亩。其中“引涧上邙”的卫星渠工程，全长 37 公里，可浇地 2.5 万亩，为全县骨干水利工程，曾受到国务院的嘉奖。对畛、青、金、涧四条河流的治理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中全长 23 公里的畛河大坝，像巨龙一样纵卧于马陵川畛河沿岸，保护了沿岸 20 多个村庄、2 万多亩耕地，并拦河造田 1 万余亩。同时在丘陵、浅山区修成水平梯田近 20 万亩，初步治理小流域 300 多平方公里，控制、减轻了水土流失。在缺水区打成水窖 1 万多个，初步解决了部分人、畜用水困难。这些工程，在抗御自然灾害、促进农业发展方面，已经发挥出明显效益。新中国成立后的 30 多年间，大自然照样降灾于新安大地。1949 年至 1985 年，共发生旱灾 20 次，其中大旱 8 次，特大旱 1 次；发生洪涝灾 23 次，其中大水 8 次，特大水 4 次。如 1959 年至 1961 年的三年大旱，其旱期之长，旱区之广，旱情之重，不亚于光绪三年；1958、1982 年的水灾，也为历史所罕见。由于党和人民政府及时采取了救灾措施，同时也由于水利、水保工程发挥了一定效益，减轻了灾害损失，因而基本做到了人心安定、灾而不荒。过去那种“卖儿鬻女”“骨肉相食”“饿殍载道”的惨剧，再也不会重演了。

农业机械从无到有，已初步配套。1985 年底，全县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 2500 多台，机引农具近 800 台，农用汽车 616 辆，农机总动力 14.6 万马力。机耕面积占总耕地的 20%。农村年用电量 800 万度。耕作、运输及农副产品加工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平不断提高，加之科学技术广泛用于农业，如培育、推广良种，改良土壤，合理密植，增施化肥，农药防治病虫害等，这都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根本上纠正了“左”的错误，在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大包干”的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好局面，以较快的速度连年增长。1984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 1.5 亿公斤以上，相当于 1949 年的 3.2 倍和 1978 年的 1.43 倍；1985 年，在遭受旱、涝、风、雹等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粮食总产仍达到 1.1 亿公斤以上，相当于 1949 年的 2.3 倍，超过三中全会以前的最好年景。棉花、油料、烟叶、蔬菜等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幅度增长。广大农民在初步解决温饱的基础上，正继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积极发展商品生产，建立粮食、林果、蔬菜、畜牧、渔业等生产基地，大力开发农村经济。1985 年，全县农业总产值（按 1980 年不变价）达 8679.3 万元（人均收入 208 元），相当于 1949 年的 5.8 倍和 1978 年的 1.52 倍，其中林、牧、副、渔业产值合计 3464.9 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近 40%。同时出现了一大批农村专业户和重点户，一部分农民开始首先富裕起来。农村产业结构正逐步得到调整，农业商品化、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整个农村欣欣向荣，一派生机。

工业生产稳步前进。新安虽有丰富的地下资源，良好的工业条件，但在新中国成立前，除少数小煤窑、小磺炉之外，地方工业几乎是空白。新中国成立后，新安现代工业从无到有，至 1958 年已初具规模，70 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近年来在调整改革中稳步前进，至 1985 年底，国家先后在新安建成硫磺、水泥、铝矿、砂岩矿、煤矿等五大国营厂矿，其中年产 50 万吨的洛阳水泥厂，产量、质量均居全省之冠，年产 150 万吨的义马矿务局新安煤矿即将建成投产。本县地方工业已有煤矿、水泥、化肥、化工、机械、印刷、硫磺、陶瓷、毛织、食品、面粉等 86 家企业，其中全民所有制 22 家，集体所有制 64 家，职工 11664 人。1985 年工业总产值 7856 万元（按 1980 年不变价），比 1949 年增长 52 倍。乡村企业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85 年，乡（镇）、村、组、集体及个体、联办企业总数达 7995 家，从业人员 5 万余人，总产值 1.48 亿元。其中乡、村两级企业 384 家，年总产值 6852 万元。13 个乡、镇中，乡村企业年收入 500 万元以上的有 6 个乡、镇，其中有两个乡、镇的年收入达 1000 万元以上。全县 1985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为：原煤 151.4 万吨，比 1949 年增长 20 倍；硫铁矿 5.5 万吨，硫磺 0.58 万吨，水泥 52.6 万吨，化肥 3.1 万吨，卫生陶瓷 29 万件，日用陶瓷 17 万件，高铝耐火粘土熟料 3.2 万吨，成品 600 吨。除化肥外，各类产品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其中卫生陶瓷坐便器、油毡、消声器等 5 种产品被评为省优产品。县陶瓷厂的卫生瓷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省第一名，并在全国同类产品评比中名列第三。

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前，新安仅有几条土路，没有一辆汽车。目前，除陇海铁路修成复线，横贯全境外，又新修县内工业专用铁路 3 条，全长 26.8 公里（其中南岗至石寺间长 17.3 公里的专用线正在施工）。连（云港）天（水）公路（即 310 国道）新安段 31 公里的改线、扩建工程业已完成。1985 年始，又开辟新安至峪里山区公路 1 条，长 69 公里，已完成第一期工程，可通客车。全县现有公路 60 条，总长 1375 公里，其中晴雨通车路面 230 公里。目前，由县城至 13 个乡镇，均有客车来往，风雨无阻；货车可通往全县各村。全县拥有载重货车 1301 辆，货运总量 385.6 万吨，货运周转量 10166 万吨/公里；客车 58 辆，客运总量 261.5 万人，客运周转量 5955.7 万人/公里。每天连天公路及县内各条公路线上，客货车络绎不绝，往来如梭。“任是山乡最深处，也闻阵阵喇叭声”。多少年来山路闭塞、徒步奔波、驴驮肩扛的现象，将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一去不返。

邮电线路四通八达。现有邮电局、所 21 处，邮路 41 条，总长 1915 公里。投运工具已逐步由步班向机械化迈进。现有邮用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共 333 辆。邮政网点遍全县，电报、长话通全国。县城已装上自动电话，容量 600 门，实占 317 门；农村电话交换机容量 710 门。电报由电传打字机传送电码，代替人工话传电报；电路由单线回路改为双线回路，由实线电路传递改为纵横制自动交换机。

城乡基本建设进度加快。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 1.1 亿元以上，年平均投资 315 万元。1985 年，固定资产投资 1483 万元。全年房屋竣工面积 2.7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 9380 平方米。农村私人建房投资 1400 万元，建房 8541 间，竣工面积 21.4 万平方米。城乡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居住条件，正较快地得到改善。

商业市场一片繁荣。新中国成立前，县城仅有四家较大商号，乡村也为数甚微。1985 年，全县国营商业、供销社商业和集体商业网点达 2319 个，每千人拥有商业人员 10.5 人；个体有证商业发展到 2764 户，从业 4187 人。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 9028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35 倍以上。其中个体有证商业零售额为 807 万元，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 322.7 万元，城市农副产品市场成交额 151.3 万元。对外贸易年收购总额 562.1 万元。

国民经济不断发展。1985 年，全县社会总产值达 3.24 亿元，其中工农业总产值达 1.65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9 倍，“六五”期间平均年递增 10.8%。财政收入完成 1534 万元，为 1952 年的 11.6 倍。财政支出 1665 万元。城乡人民储蓄余额 3040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67.6 倍。其中农民个人存款余额 1863 万元，人均储蓄 52.5 元，比 1952 年增长 2000 多倍。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1985 年底，全县全民职工平均年工资达到 1000 元，比 1952 年增长 3.27 倍。农民人均收入 356 元，比 1957 年增长 10 倍；人均纯收入达到 261 元，比 1979 年（典型调查数）增长 1.44 倍。农村中开始出现一部分富裕户、“万元户”。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之类已成为农家普通用品；沙发、收录机、黑白及彩色电视机、轻骑摩托等，已进入农民家庭。农民私人汽车、拖拉机及小三轮等机动运输工具不断增加。

教育事业发展较快。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县仅有 1 所初中，17 所完小，学生 2 万余人。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后几经调整，至 1985 年底，全县共有中专 1 所，职业中学 12 所，普通高中 10 所，初中 150 所，小学 255 所，教学点 792 处，在校学生 89351 人，比 1949 年增长 3.5 倍。教职工 5430 人，比 1949 年增长 7.2 倍。7~11 岁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8.5%。全年为国家输送大、中专学生 456 人。

文化、卫生、科技、广播等事业，也都有较大发展。1985 年底，全县有职业剧团 1 个，演员 63 人；业余演出团体 85 个，3500 余人。文化馆、站 14 个，电影放映单位 70 个。影、剧院 3 座，座位 4130 席，露天影、剧院 7 处。医院、卫生所、门诊部共 36 处，病床 616 张；卫生人员总计 1854 人，其中医师级以上 164 人，医士级以上 273 人；乡村医生、卫生员 1298 人。科学技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全县拥有各类专业技术干部 1329 人，其中助理工程师级以上 180 人。有线广播通全县，有喇叭近 5 万只。电视机发展到 6000 多部，观众约 25 万人。计划生育工作也取得一定成绩，1985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5.9‰。

新安地灵人杰，自古人才辈出。如汉杨仆，隋韩擒虎，宋钱若水等人，均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曾功盖一世，名扬四海。明代吕维祺，虽然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镇压过农民起义，但在诗文方面造诣颇高，有重要著作传世。其后裔吕履恒、吕谦恒、吕耀曾、吕宣曾、吕公溥、吕公滋等人，在诗文方面均有成就。吕氏曾有“中原望族”之称，其“科第之盛，甲于全豫”。其中吕公溥（寸田）的诗尤佳，袁枚曾誉之为“诗中雄伯”。李绿园的小说《歧路灯》更是脍炙人口。民国以来，风起云涌，造就了一大批风云人物。辛亥革命元老张钫，原河大校长王广庆等，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均有建树。特别是一大批共产党人，更是一代风流。革命先烈王伯阳，1924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22 岁起先后担任共青团山东及河南省委书记，最后壮烈牺牲；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二纵队司令员、解放军太岳四纵副司令员韩钧，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少年投身革命的傅东岱，才华横溢，曾与冼星海共同创作《牺盟大合唱》等革命歌曲。战争年代，有数千名新安儿女投身革命，其中不少人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为党政军领导骨干，还有近 400 多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全县现有地师级以上干部百余人，其中有以赵文甫、邵文杰、李之放、张忱、王子波等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者，也有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党政军干部及教授、专家等优秀人才。他们分布于祖国各地，以其出色的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新安的骄傲和光荣。

今日新安，面貌一新，安定团结，才真是又“新”又“安”。唐代诗人杜甫在《新安吏》一诗中描绘的“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的惨景，已成永不复返的过去。如今是：青山起舞，流水欢歌，天地有情，人心振奋。45 万新安人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向着“四个现代化”目标，团结奋进，再展宏图，将把新安大地建设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