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徭

新安地当秦、晋、陇三省冲要，差役浩繁。清顺治年，吴三桂驻陕，京兵往来，日用马二三百匹，用车一二百辆，民不堪累。经知县佟希圣申请上宪，三驿合一驿，三所合一所，以供支应。正项一两，费银六七两不止，丁役又费银六七两不止，民力难支。时有“废新安归并宜洛”之说。见《佟公传》。按：旧志载：“县设一驿二所，原以备西来贡差及驻陕大兵往来之需，因土地钱粮有限，爰有外县之协济。” 详《驿站志》。驿所悉归县办，正供恒虑不敷。咸丰元年（1851），兵差如织，丁地一两，派钱十余串，以供车马麸草之需，人民不堪其扰，多逃至他境。二年（1852），知县冯森设公车局，专办兵、贡、流、杂各差，胥役侵渔之弊除，而流亡终不集。同治十二年（1873），改公车局为兵差局，由绅办理。光绪三年、四年（1877、1878）奇荒，每丁地银一两派钱七八百文。当时县设支差驿站，马五十八匹，由五十二牌公同喂养，马匹时有倒毙，而喂养永无裁减。每交草一束三斤为一束，折钱二三百文，麸一斗折钱五六串。约计大牌年出钱二百串，小牌九十串，粮行年支料豆三百石，油坊月支衙署油四百斤，煤窑年各纳窑口钱四百余串。新令莅任，加纳一次，五十二牌，年支正票煤车四百八十辆，句票二百四十辆，摊票一百二十辆，每辆折钱二三串不等。牙行年支官骡银二百四十两。新令莅任，亦如之。夏季支凉棚杆数百根，冬支木炭万余斤。句炭、摊炭、年炭无定数。又鸡二十只、鸭四只为一票，五日一支，每只折钱七八百文。遇差过境，派民修路，充役杠夫、牵夫，支木槽、铡子、床椅、器皿各数十件。凡衙署内外员役日用，无一不取给于民，而又实用一分，出票多至四五分，虽绅耆不得免焉。熊菊孙云：“新民厄于岁，尚不及厄于役之苦万万倍也！”诚然。节录《经世文编》五年（1879），邑绅侯维桢、陈玉川、郭深之等，以新民苦于差徭，呈准知府朱寿镛转详巡抚涂宗瀛，釐订包差章程，创设倡善堂。常年差徭，随粮征收，丁地一两收钱两串。凡知县、典史、外委、吏、户、礼、兵、刑、工、号房、仓房、门丁、家人、衙役各分润有差，由倡善堂代收，按日缴县钱四十串，由官代办流差，其余杂差一律裁革。遇兵过境，满五百名、车过五十辆以上者，仍派民支给。当时江浙义绅复以赈余购骡马四十五匹、车十五辆，分给农民喂养，以备支应流差。并捐银两千两发洛阳当商生息，以作添补经费。十二年（1886），因包差不敷，于包差两串外，每两银加钱一百五十文。二十七年（1901），清帝由陕回京，支办皇差除原派差钱二千一五十文外，按粮加派钱四万二千余串，名曰“小分数”。以后加派兵差，沿用此例。民国三年（1914）九月，邑绅许文田、杨甲荣等，请由县转呈财政厅核准，减每两差钱六百五十文，年共减差钱四千余串。四年（1915）一月起，丁银一两差钱按一千五百征收，移作各机关、各学校经费。按：民国二年（1913）火车通驶，支办兵差车马稍缓，而征发粮秣、提拨款项及一切供应，恒倍往昔。兹就县卷可调查者分年列左。

查上项差徭，皆因支办兵差派征。十九年（1930）五月，因洋价大涨，包差收钱恒不敷用，经财务局呈准，包差一项，改征银洋，每丁银一两，征洋两圆五角，年征洋一万七千五百圆。

民团经费：十九年（1930）六月，土匪猖獗，成立五区保卫团，附设民团给养处于财务局。丁银一两，加收洋一圆九角，年收洋一万二千七百三十圆，又加派抚恤民团伤亡、剿匪等费洋二万三千八百圆。十一月，由粮秣代购处按丁银派洋八千四百一十圆。

二十年（1931），调集民团在韦庄一带防匪，给养一项，仍在一圆九角项下征收。三次共收洋三万八千一百九十圆。又按丁银一两加征兵差费洋三角支应驻军用，教育费六角拨教育局清乡费三角拨清乡局。嗣奉令规定附捐，将包差项取消。二十二年（1933），各项差徭一律停征。

以上自民国起均由《县卷》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