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风俗习惯
历代旧志对新安县风俗习惯多有记述，如“新地近唐魏而远齐楚，故其人多淳朴，业惟耕读”“地瘠俗厚，稼穑不足自赡，而有淳让之风”“风俗俭朴，农务力耕，房屋、宴会、服食器用，仅取备物而止，即绅士大户亦鲜华美之饰”等。
新中国成立后，原先那些适应封建社会小农经济而形成的许多习俗，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一代新风正在形成。
第一节 婚姻
一、旧俗
新中国成立以前，封建婚姻制度长期存在。男女婚姻不能自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偶有青年男女私定终身者，即被视为“大逆不道”，往往遭到父母责骂，亲友唾弃及社会舆论的谴责。有情人被迫离散、痛苦一生甚至自杀的悲剧时有发生。买卖婚姻、重金纳聘、重婚纳妾以及“小女婿”“童养媳”“娃娃媒”“转亲”“换亲”等诸多封建陋俗，葬送了无数青年、特别是女子的青春。男子可以娶三妻四妾，“断弦再续”，女子则必须“从一而终”。寡妇改嫁被视为“不守贞节”，常受到族亲的粗暴干涉。早婚现象相当普遍，一般男十七八岁，女十五六岁即可成婚，有的十来岁即当了“新郎”。近亲结婚（如“侄女随姑”“姑舅还堂”“两姨结亲”等）不仅不受限制，还被认为是“亲上加亲”，往往造成不良后果。
婚礼繁杂，并多封建迷信色彩。男女幼时，即由媒人向两家通意，亦有男家或女家央媒人向一方通意，谓之“提媒”。双方同意后，男家即合生肖八字，备契书两封，由媒人邀请女家主婚人至男家，各将儿童名字、生辰年庚行次书之，并书骑缝字，进行互换，谓之“换契”。“换契”之日，男家必送耳环、戒指、衣料等聘礼，至此婚约始订。男女至成婚年龄，由男家请阴阳先生择定吉日，备帖书明嫁娶日期，遣媒人送至女家以商婚期，谓之“送好”。经女家允诺，男家备首饰、衣料及四色礼品，送至女家，谓之“过礼”。婚娶之日，男家备花轿鼓乐，到女家迎娶。女家送亲者随轿送亲。至男家落轿后，新郎新娘拜天地，宴宾客，入洞房，闹房等。婚后三日，新郎由长者陪同向岳父家谒见，叫作“回门”。新郎新妇同行者叫“双回门”。三日后，女家去婿家探望，俗称“瞧闺女”。
二、新俗
1950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逐渐取消。在婚嫁礼仪上不断简化，新的婚俗逐渐形成。70 年代以来，社会上又逐渐出现了女方要彩礼、结婚讲排场等不正风气，政府对此不断加强教育，积极引导，提倡节俭办婚事，以树新风。
70~80 年代，城乡在实行男女婚姻自主方面，大体有四种情况：一是男女青年在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互相接触、互相了解，建立感情，经一方口头提出，或书信表达，确立恋爱关系。经过交往熟悉，或订婚结为夫妻，或为某种原因而终止恋爱关系。这种情况，在城镇、机关、厂矿、学校居多，农村亦逐渐增加。二是男女青年在交往中互相了解，产生爱情，托人介绍，双方同意，确立恋爱关系，在交往中加深感情，结为夫妻；也有因双方意见不合或单方不同意而终止恋爱关系的。三是男女互不相识，完全由熟悉双方的人介绍，约定日期，男女相识。经过观察、交谈和多方面了解，双方同意后，确定关系，正式订婚。四是 80 年代以来，部分城镇知识青年，尤其是大龄青年，通过“婚姻介绍所”或在报刊上登“征婚启事”等方式牵线搭桥，男女相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如双方同意，即可结为夫妻。这种情况，在农村不多。此外，在农村也有少数仍由父母包办成婚的。婚后，有的逐步建立感情而巩固了夫妻关系，也有中途关系破裂而离婚的。在实行男女婚姻自主的过程中，只有双方到政府登记，领取结婚证书后，才视为正式婚姻关系，受法律的保护。
男女双方到政府登记领取结婚证书之后已是合法夫妻。但多要择定吉日，知会亲友，举行完婚仪式。婚娶之日，花轿之习已废，初时改骑牲口或步行，或坐牛马车，随后发展为骑自行车，或坐拖拉机。现在多为坐大卡车、吉普车，或轿车，视其条件而定，男家备车，由亲友或新郎到女家迎娶。完婚仪式有鸣炮奏乐，新郎新娘互行鞠躬礼，向宾朋敬礼，主婚人、证婚人讲话，新郎新妇讲话等。婚事新办、简办新风也有发展。如举办集体婚礼，由机关、厂矿的妇联会、共青团、工会组织，为同时结婚的数对夫妇举行集体婚礼，不宴请宾客。近期又有旅游结婚，即新郎新妇根据喜爱，结伴到城市或旅游区共度蜜月。结婚后，女方多成为男方的家庭成员，但也有男方加入女方家庭的，俗称“男到女家落户”。近年来，女方陪送嫁妆，多为高档；而男方迎娶，则鼓乐吹奏，车水马龙，大宴宾客，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之风，虽屡禁而不止。
第二节 家庭
1949 年以前，家庭结构以大为荣，崇尚“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封建的宗法制度和纲常礼教是支持和保护大家庭的伦理道德法则。依宗法，循族规，遵纲常，守礼教，实行上尊下卑，内外有别，嫡庶分明，长幼有序，男性主宰，唯子为嗣，家长主宰家庭事务，妇女处于从属地位，无财产继承权，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家规。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家庭结构、内部关系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家庭结构明显趋向小型化，夫妻和未成年的子女或一个已婚子女组成的小型家庭居多，“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已很少见。新安明嘉靖年间家庭平均人口为 6.6 人，清光绪三年为 5.67 人，民国二十二年为 5.05 人，至 1985 年减少为 4.73 人。在小型家庭里，家长的权势逐渐缩小，不能独断专行，经济民主，思想自由，共同劳动，合理消费，治穷致富的积极性高涨，男女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施展和发挥。公婆直呼儿媳名字，直接对话商讨问题，遇事服从道理而不盲从于权位和长辈，尊婆爱媳，尊老爱幼，夫妻和睦相处的社会主义新家风正在形成。甚至不论长辈晚辈和男女，谁有本事谁当家。工副业收入大的家庭，还有实行个人责任制和工资制的。妇女在家庭的地位明显提高，男女共同操持家务和支配家庭的财产与收入。事实上多数有男孩的家庭，遗产的处理，仍按男孩个数平分，并视为天经地义。视女孩为“外姓人”，妇女的继承权仍不为重视。近年来，广泛开展“五好家庭”活动，以家庭和睦团结，推动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进步。“五好家庭”的条件一般是：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爱集体、遵纪守法好；努力生产、工作、学习、完成任务好；计划生育、教育子女、勤俭持家好；移风易俗、文明礼貌、清洁卫生好；尊老爱幼、家庭民主和睦、邻里团结互助好。
第三节 丧葬
新中国成立前，新安县城乡丧礼繁琐，木棺土葬。人亡之后，其亲属一方面要为死者更换寿衣，移尸“草铺”上，备纸马纸人（马夫），“烧倒头纸”；一方面要遣人讣告众亲友（俗谓“报丧”）。候亲朋集齐致祭毕，然后入殓。葬前请礼宾主持仪式，先行迁柩礼，次行稳灵礼。然后孝子祖奠，行祭祖礼，而后堂祭。堂祭之日，宾客皆致祭，款以宴席。殡葬当晚，孝子持香米茶汤先浇于墓侧，尔后将柴草焚烧，如是者三日，名曰“烧炮火”。葬后，由阴阳先生书殃状贴大门外，写明某日某时出殃，意为死者回家告别祖先，遇之者凶。出殃日，合家出避，为之“避殃”。
死后每七天（夫妇一方死者为六天）到墓前哭祭，叫“做七”，主要有“五七”“尽七”（即“七七”）。死后百天，至墓前哭祭，叫“做百日”。死后一周年，曰小祥；二周年，曰大祥；三周年，曰銺服。之后，孝子即不再穿孝服，名曰“除服”。
近年来，丧葬礼俗有所改革。新安县人民政府于 1983 年 9 月 12 日发布《关于实行殡葬改革积极推行火化的通告》后，国家干部、职工去世后多用火葬；农村亦有火葬者，但大多数仍沿用木棺土葬，丧礼有所简化。寿衣，年纪大的多用古装，年纪轻的多用时装。亲友祭奠，改送花圈，用纸人纸马等“纸扎”者渐少。墓地多选择山坡薄地和堰根，以节约土地为原则，年代久远的老坟多已平掉，恢复耕种。自 50、60 年代始，葬时亦有开追悼会者，但多为国家干部、职工或德高望重者，亦有遵照死者遗嘱，不开追悼会的。
第四节 亲邻
一、宗族 称谓
新安县民间同姓同族关系是：凡先祖是同一父系的称为“同宗”，凡是一姓而又能续上宗门的为“一门”。同世人在起名时多有显著标志，如双字名，其中一个字相同，如天德、天兴、天建为“天”字辈，余庆、广庆、文庆是“庆”字辈；单字名中，有的以同偏旁作标志，如璋、琮、玫是一辈。同父母（包括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子女称亲兄弟姐妹或胞兄弟姐妹；父辈是亲兄弟，其子女称叔伯兄弟姐妹；祖辈为亲兄弟，其孙辈称为堂叔伯兄弟姐妹，五代以内称五服。五服以内为近门，五服以外为远门。旧时宗族观念很强，同族设有宗祠、祖坟，每年有定期祭祀活动。多数宗族还修有家谱，以记录本族世系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后，宗族观念日趋淡薄。
新安县称谓：父亲叫爹，近年叫爸的渐多。对父之兄称伯，父之弟称叔，伯之妻称娘，叔之妻称婶。子女过娇者，也有呼父为伯、呼母为娘的。父之姐妹称姑。在农村，宗族较远的亲属，无法排行次，男的在称呼前加上名字，如长生爷、永朋叔、建国哥。女的则加上丈夫的名字，如长生之妻，孙儿辈叫长生奶奶，子女辈叫长生娘或长生婶。近年来，嫂子也有在前面冠以女方名的，如建国妻秀萍，也叫秀萍嫂。
关于亲戚的称呼，新安县大同小异。妻子的父亲称岳父，呼爹、爸、伯。妻子的母亲称岳母，呼妈、娘。母之父称外爷，母之母称呼外婆或外奶，也有称姥姥的。母之兄弟称舅父，呼舅舅。舅之妻称舅母，呼妗子。母之姐妹称姨母，呼姨。姑、姨之夫称姑父、姨父。姨、姑之子女，年序长的称表兄、表姐，年序幼的称表弟、表妹。姐、妹的丈夫称姐夫、妹夫，近年多以“哥”“弟”相称。姐、妹之夫互为“连襟”“条串”，近年也多以兄弟相称。
还有一种不以姻缘而建立起来的亲戚叫干亲。甲的子女“认”到乙家做干儿女，甲乙两家互称干亲(cian),子女称干兄弟姊妹。亦有年龄相近而互认干兄弟或干姊妹的。亦有结拜互换书帖的，称“换帖弟兄”，或称“结拜弟兄”。
二、邻里关系
毗邻而居的数家称邻居。通常根据长幼，称呼爷、奶、伯、叔、娘、婶或兄、弟、姐、妹。俗语“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邻居关系好，可互相帮助，除难解忧。相处原则：互敬互助，互谅互让，一家有事，邻里帮忙，平时多来往，婚、丧、病灾时行礼探望。但也有少数，为区区小事竟相反目者。
三、亲友往来
亲戚间探望、瞧看每年通常两次：农历正月初，女儿女婿、外甥等去岳父母与舅家看望，拿四色礼，谓之“拜节”；正月十五后，岳父母家再去看望女儿，俗称“送馍”；五六月间，相互瞧看叫“望夏”。此外，农历八月十五日，分居的晚辈，要分别为其父母和岳父母送月饼，俗称“送八月十五”。亲戚间遇有婚丧大事，也要互相前往祝贺或吊唁，并带礼品，叫“行礼”。平时亲友间互相来往无定规。
第五节 传统节日
春节 俗称阴历年，即农历正月初一。五更喝“头脑”（即凉粉汤），早饭吃水饺，中午全家吃团圆席。亲友、邻居间互相拜贺，俗称“拜年”，多在早晨。初二日起互相串亲“拜节”。
元宵节 农历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即灯节，民间多耍社火。晚饭各家用炒米面做粥吃，叫“喝茶饭”。十五、十六日，农村用豌豆或玉米面蒸成各种样式的灯盏儿馍，上面有小坑插捻，加食油点燃。大如茶盘者叫“满捻灯”，几口人插几对捻，点燃后，全家围观，象征团圆、光明。较大村镇，晚上举行灯展，龙灯、走马灯等式样繁多，同时燃放鞭炮、烟火，热闹非常。
二月二 即农历二月初二，多在惊蛰前后，俗称“龙抬头”之日，农家多吃“五豆”（五种煮锅豆），或吃玉米花。
清明节 即农历“清明”（二十四节之一），为扫墓祭祖之日。新中国成立后，机关、团体、学校、厂矿多于清明节前后，结队到烈士陵园扫墓，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端午节 即农历五月初五，亦称端阳。农家把艾插在门框上，并配“五色线”，拴在小孩脚手腕上，胸前佩带香囊。端午节还吃粽子，以纪念屈原。
中秋节 即农历八月十五日。各家多蒸枣糕，并在晚上赏月时吃月饼。
十月一 即农历十月初一。旧俗于祖坟前或大门口烧五色纸，谓之“送寒衣”。并在十字路口烧一份五色纸，以周济无家可归的亡人。
腊八 即农历腊月初八。俗多吃用米、豆、枣、花生、柿饼、蔓菁煮成的“腊八粥”。
祭灶 腊月二十三日，为民间祭送灶神上天之日。农家于傍晚烙饼作供品，俗称“祭灶饼”。
除夕 农历一年最后的一天。家家户户将院中洒扫干净，张贴年画和春联，燃放鞭炮。晚上全家围炉久坐，忆当年，谋来年，谓之“熬年”。
第六节 衣食起居
一、服饰
新安县群众服饰，崇尚朴素大方。1949 年以前，农民多穿自己织染的土布。穿机制细布（旧时叫“洋布”）十不一二，群众叫“细色衣裳”，家庭富裕者方可购置。服色习惯以青（黑）、蓝、白为主。夏秋季，中、老年多穿白色单衣，青年妇女、儿童多穿蓝色或花布（用各种不同色线分别作经纬织成）；冬春季，多穿青色或蓝色。青（黑）布，多用橡壳、木兰叶和污泥揉合染成，俗称“坑布”。蓝布，多用蓝靛土法染制而成。贫家娶妻嫁女或青年妇女平时穿着色布，多用一些含有红绿汁的灌木根茎煮染而成。化学颜料出现后，逐步用“煮黑”“煮蓝”“煮红”“煮绿”等各种颜料煮染。服装款式多为便衣，学生、公职人员中有穿制服者。贫者冬春穿棉袄、棉裤，富家间或穿皮袄皮袍，中等者穿棉袍、长衫（俗称“大布衫”）。夏秋穿单裤、布衫（上衣），男、女裤无大区别。上衣男多为对开襟，女多为掩襟，也叫“大襟布衫”。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轻纺工业的发展，人们多穿机制细布，现已很少有人纺花织布，土布只作被褥里或床单之用，老年人间或有穿着者。20 世纪 50~60 年代，多为棉织的平纹、斜纹、华达呢、哔叽和条绒等布。70 年代后，人造棉类和化纤类（如涤凉、涤卡、涤纶、腈纶等）日渐增多。80 年代后，毛料、呢绒、化纤类逐渐盛行。50、60 年代，服色多为蓝、灰、黑，款式多为制服，有中式对襟上衣、中山服、学生服。“文化大革命”中，青少年以着草绿色军干服为荣。80 年代，服色趋向多样化，女服花色尤多。款式除中山服、军干服、学生服等传统服装外，多种西装、套装、裙装、童装和大批新时装不断涌现，如喇叭裤、直筒裤、牛仔裤、健美裤、老板裤、茄克衫、蝙蝠衫等，均曾广泛流行。
二、饮食
新安县历来以食玉米、小麦、小米为主，兼食豆类、杂粮。但旧时小麦产量少，平时除老人、小孩外，食用不多，仅过年过节或待宾客时食用。新中国成立后，红薯逐渐增多，一度成为主食之一。20 世纪 70、80 年代，小麦产量增加，逐渐成为主食，兼食少量小米、玉米、豆类及大米、红薯、玉米多用作饲料，或作商品出售。
饮食习惯：一日三餐，早晚多食稀饭（俗称汤）、馒头或烙馍等，或为玉米糁、小米粥，或为红薯饭，统称甜（淡）饭。午饭多为面条，分下糁面条（糊涂面条）、汤面条、捞面、饸饹面等多种，统称咸饭。北冶、石井和西沃一带有一日四餐习惯，即清早起来加一餐稀饭（白面或玉米面疙瘩，俗称“喝汤”）。80 年代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每天早晚一般吃白馍，喝稀粥，中午吃白面条、饺子（俗称扁食）、油条（俗称麻糖）、油馍、蒜面、炒面、卤面等，肉蛋类、菜类、油类食品渐多。
宴请：婚丧、喜庆宴请宾客，县南一般为“官席”，或叫“官场”，8 盘下酒菜(4 荤 4 素），8 个热菜，8 个汤。县北部一般为 4 碟 10 大碗。80 年代前，基本上以猪肉为主，80 年代中期，牛、羊、鸡、鸭、鱼肉日渐增多，中上之家亦有白酒、香槟、啤酒或山珍海味等上席。
三、居住
新安县旧时南部丘陵区多住窑洞。或依土崖凿打土窑（院前左、右建瓦房），或平地凿坑打窑（叫“天井窑院”），富者用砖或石块券砌成砖石拱窑。北部山区多建瓦房，窑洞较少。建筑房屋，贫者用土墙或石墙，门口、窗户用砖墙，富者部分或大部分用砖。旧式房屋多为四合院（即上房、倒座、对面厦）。20 世纪 60、70 年代，多数只建上房和对厦，并有一排连建四五孔砖窑，不建厦房倒座的，门窗增多加大，讲究宽敞亮堂。
近年来，由于木材供应紧张，加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讲究住房的美观、宽敞、向阳透光，多建筑水泥、砖石结构的平房或砖窑，前有顶柱走廊，或挑梁走廊。集镇多层楼房日益增多，农村亦出现一些庭院和两层楼房。新的居民点日渐增多，原住土窑者也逐渐迁入新居。 兴建新房，城镇由城建部门统一规划批准；农村则由乡村统一安排，报县批准。
四、礼节
新安县群众历来重礼节，尚仁让。熟人路上相遇，要打招呼，同志关系者还握手，对长辈则带称谓，不打招呼视为失礼或不礼貌。饭时相见，要问“吃饭没有？”或让“家里坐”“请吃饭”等。平时来客，一般是请坐，敬烟，敬茶，留饭。客人走时，要予挽留，挽留不住，则送至门外始返。近年在广大城乡特别是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推行礼貌用语，如“请”“您”“您好”“谢谢”“对不起”“请原谅”等，文明礼貌新风初步兴起。
第七节 社会陋习
一、结神社
新中国成立前，新安县民间向有各种神社组织，诸如关帝社、火神社、财神社、白衣社、奶奶社、观音社等，遍布各村。其组织方法，由若干人发起，以某神为名，图之以像，于旧历正月十五至二十日祀神、转神。开煤窑者有窑神社，祀老君。狂口有大王社，祀河大王。这些纯属封建迷信团体。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党和政府大力宣传，破除迷信，已不存在。
二、占卜
本县解放前盛行占卜之风，看阴阳、算命、占课、看麻衣相者遍于城乡。凡男女婚嫁均要合“八字”，看命相，择吉日；丧葬要看风水，选茔地，避殃邪；建房、破土、伐树、破木、搬迁、远行等，均要择“黄道吉日”；甚至丢失物件、夜做异梦，也要请先生指点、圆说。新中国成立后，虽经多年教育改造，操此业者已日渐减少，但至今仍有少数人经营此道，求卜吉凶祸福者不乏其人。
三、吸毒
清末，鸦片（俗称大烟）传入新安县，吸食者日众。至民国年间，官府虽专设禁烟机构，屡喊“禁烟”口号，但其实质是禁下不禁上，禁外不禁内，禁民不禁官，一些地方官公然以高价贩卖鸦片，又允许民间种植，禁而不止，甚至愈禁愈烈。民国末年，“白面”“沙子”“红绿药丸”“小磨”等越来越多。1944~1945 年间，全县有十数人因吸食毒品致死。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才真正禁绝了烟毒。
四、赌博
旧时赌博之风盛行。街头巷尾，集市庙会，皆有人聚赌，城镇设有专门赌场，备有赌具。其形式有打麻将、玩纸牌、推牌九、押宝、掷骰子、“扳面儿”（俗读 mànr,即掷三个铜钱，以正反面定输赢）等。此外还有“摇会”“套圈”等变相赌博多种。赌者霎时间倾家荡产者有之，争斗丧生者有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三令五申取缔赌博，此风基本消除。但近年又有少数人以扑克牌、麻将牌暗地里聚赌，一经发现，即予严惩。
五、娼妓
娼妓之风古已有之。民国年间，县城火车站附近及南门外一带，明娼暗妓不时出没。抗日战争时期，一些见利忘义者不顾国难当头，从扬州买来妓女 40 多名，称“扬州班子”，在县城公开设妓院。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严禁娼妓，此风遂绝。
第八节 文明新风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安县十分重视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
50 年代初，新安县党政军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级组织，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组织纪律、远大理想等多方面的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开展“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教育。1963 年，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出现了许多雷锋式的青少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全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受到极大破坏。1979 年，在全国开展了“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讲纪律、讲团结）、“四美”（心灵美、行为美、语言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活动，使社会主义新风尚进一步发扬，十年动乱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被逐渐清除。从 1981 年起，定 3 月份为“文明礼貌月”，当月突击抓，过后转入正常化。每年突出一个重点，抓好一个方面。为使这项活动持久不断地开展下去，新安县于 1984 年 9 月成立了专门机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简称“五四三委员会”）做日常工作。到 1985 年止，4 年间全县评出县以上文明单位（厂矿、学校，商店、乡村）207 个，优秀班主任 258 人，新长征突击手 728 人，三八红旗手 1351 人。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五四三委员会”、教育局等多次举办“我爱中华读书活动”“我爱祖国讲演会”“对越自卫反击战英模报告会”“学习赵春娥”“学习郭冬梅”等活动，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引向深入。在乡村，从培养农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总目标出发，1982 年普遍制订乡规民约，到 1983 年，有 205 个乡村进行修订，并建立了监督执行小组。由于乡规民约的执行，全县出现了许多“文明村”“文明家庭”“五好家庭”“好媳妇”“好婆婆”“好妯娌”，多年坚持不懈，文明新风大兴。
新安火车站 23 岁的女工郭冬梅，多次帮助旅客排忧解难，多次将旅客遗忘的物品送到失主手里，6 次舍身抢救遇险的妇女儿童。1986 年 3 月 16 日，为抢救一名妇女，在紧急关头，奋不顾身，英勇牺牲（详见人物传）。
曹村乡邮电所所长高守道，22 年扎根山区，走村串户，除为群众传送邮件外，还帮群众代购生活用品，步行 41 万公里，被评为全国邮电质量标兵。
城关镇后峪村农民王桂英，1978 年冬，主动收养了母亡父病的 5 岁病女王红丽，精心抚养 3 年，又送归原父，被评为河南省三八红旗手。
西沃小学学生尚公战，连续两年用小车拉送双腿残废的尚公正同学到校学习，去看电影，遇雨宁可自己受淋，也把雨具让给公正，被共青团河南省委命名为“红花少年”。
正村乡古村二等甲级残废军人王国英，20 多年坚持义务为 60 户群众送报，每天往返 5 公里以上。
城关工商所职工郭小青，1984 年 1 月在去人民商场的路上，拾到南庄一社员丢失的 613 元钱，当即交给派出所。
洛阳水泥厂工人、基干民兵邱会传，1985 年 6 月 2 日下午路过铁门镇韩都村边，见两女孩落水，即从两米多高的崖头上跳入水中，先后救出樊君玲、裴红艳。他不顾左腿碰伤，给两女孩进行人工呼吸 1 个多小时，使其转危为安。新安县人民武装部党委将其事迹通报全县表扬，并给他记三等功。
附一：磁涧乡规
为争取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使全乡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特制订乡规如下：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树立“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思想，遵守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自觉履行公民的义务，正确行使公民的权利。
二、服从国家经济计划指导，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国家各项征购、派购和集体提留任务。
三、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财产。不以任何借口侵害专业户、重点户、经济联合体及其他人的利益。自觉遵守各种承包合同。违者，除退回赃物、赔偿经济损失外，另处以罚款。
四、遵守社会公德，加强邻里团结。对先动手打人、骂人或支持他人闹事者，除负责受伤者医疗、生活费用外，并给予罚款。
五、爱护公共财物，保护好各种公用设施和自然资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砍伐集体树木和抢占集体财产；不准破坏各种水利工程设施；不准在路、渠、河旁挖坑起土；不准在公路上打场晒粮，挤路种地；不准破坏广播、通信线路；禁止六畜毁坏庄稼和树木。如违反其中一项，除赔偿损失外，视其情节给予罚款。
六、反对封建迷信，不求神拜佛，不信谣传谣。对倒卖迷信品者和巫婆、神汉、风水先生等骗取的财物，一律没收。
七、禁止赌博和变相赌博，对屡教不改者要从严惩处。
八、严格控制各种建筑占地。单位和个人建筑占地未经政府批准，或多占乱占的，除限期拆除建筑、赔偿损失外，酌予罚款。经批准的建筑占地，从批准之日起，超过半年不建筑者，除按批准数量赔偿损失外，村民小组有权没收。
九、凡遗弃女婴，虐待妇女儿童，迫害、排斥男到女家落户，虐待老人，打击、谩骂计划生育干部，打击或者迫害检举揭发人者，视其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十、提倡勤俭持家，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婚丧嫁娶要移风易俗，不请客，不送礼。对于买卖婚姻和索取彩礼的，政府不予办理结婚手续。
十一、开展有益的文体活动，办好青年、民兵、妇女之家。反对流氓恶习，不看黄色小说，不传播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
十二、民事纠纷，要听从村民委员会和乡政府的调解、处理，不服从者应按法律程序上诉，不准无理取闹。
以上乡规，经磁涧乡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 1984 年元月 12 日通过，望全乡干部群众共同遵守。
附二：寒鸦村民约
一、遵纪守法，执行乡规。
二、爱国家，爱集体。
三、尊老爱幼，做到“五讲四美”，不打人骂人，不偷盗。
四、学习科学技术，搞好家庭副业，发展农业生产。
五、不搞封建迷信，从俭办婚丧大事，实行计划生育。